郑文吉(以下简称“郑”)：在韩国，因为国家保安法的原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的持有本身就是很艰难的。我在1965年以马克思的异化论为主题写作硕士论文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1979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收集马克思所属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资料进行研究学习，那时候切实感受到了对马克思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张：郑教授2008年来南京大学演讲时说，30多年来他在韩国是孤独的，反而在中国遇到了知音。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学生们的反响也是非常热烈的。
中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心是怎样的呢？
张：如果说在韩国，马克思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运动人士为指导社会变革而采用的哲学理论的话，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关于马克思的相关研究还处于一种封闭和传统的思路之中。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开始关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从2006年开始与德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每年一起召开学术会议。最近，对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的工作进行得较为活跃。
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进行自主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对卢卡奇、德里达、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热潮。最近，中国在国家层面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投入巨额经费，对于文献学研究学界似乎也开始抱有很大的兴趣。我到南京大学之后发现，英国的特雷尔·卡弗、俄罗斯的巴加图利亚等世界级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都在南京大学做过演讲。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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