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关注马克思和解读马克思？就是因为马克思有助于我去理解城市、理解一些地理问题。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一些与我关心的主题不相关的，就基本上不理了。所以我解读的东西都是跟我的出发点相关的，我并不是马克思的学者，我是马克思的实践者。
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在读《资本论》?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责任，将马克思深奥的《资本论》变成每个人都能够接触、接近和读懂的东西。所以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把它简单化地简化。这个过程中我始终考虑一个程度的把握问题。一方面是要说得非常清楚，另一方面是不能把马克思非常深刻的地方去掉，不能简化其深刻性。我的出发点都是在我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我来中国就会思考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问题就涉及我所讲的“空间修复”(spacefix)。但这个词又是一语双关，fix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固定，一个是修整。“空间修复”就是说一个是空间修正，就是说已经有问题了，要修正它。另一个是把它固定在这里。“空间修复”一般是指经济遭遇危机的时候，资本还没有出口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修正方案，那么这个方案一般是从空间里面来寻求，通常就是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等等。这个一语双关用在这里就特别合适。首先是固定的(基础设施)，另外一个就是对资本的修复过程，资本循环当中的病态的校正过程。比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后，从2007年开始，中国以及周边的日本等国家，资本的输出大于资本的输入，资本的流动突然产生一个逆差，这跟中国的“一带一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地理政治角度来看，这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观点，而是说中国共产党也是有一个地理政治观念的。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会考虑是在沿海拓展还是在内陆拓展，这就涉及空间修复问题。在沿海拓展必然遇到美国，就会与美国针锋相对，后来就选择了在内陆扩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绕过美国，让中国的资本成功输出的方案。中国政府有着这样的地理政治的观念，而且与我的理论比较相契合。
再比如说水泥，中国在最近十年里使用的水泥总量是美国几百年的使用量的很多倍，一来中国到处看到房地产建设。这个现象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在纽约也是如此，全世界都是这样。这种现象在纽约大概持续了10—15年的时间，不过2007年经济危机以后进入一个高峰状态，纽约以前是有房地产，但没有那么兴盛。经济危机以后，开始建造大量豪华的公寓出售，市中心的房价极度抬高，迫使市民离开城市。问题在于建房子是为了投资，还是为了生活。现在建房子就不是为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即为了住，而是纯粹为了金融增殖的投资。所以，我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来自一些实际的问题。我在马克思那里经常收获一些让我可以面对今天这个资本世界变化的启示。当我要分析某些现实问题时，我觉得马克思一定对这类问题有所分析，然后就会到马克思的书中去找，而且往往能够找到答案。比如，马克思对1848年金融危机的描述和分析，只要将其中的一些词换成现在的状况，同样是非常完美的分析。而现在很多新的作者去写马克思(传记)的时候(2015年和2016年出版的两本马克思传记)，他们用了很多新的MEGA材料，而当他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一些新问题而重新写马克思的时候，却将马克思变成了一个19世纪的古董。他们利用大量的MEGA文献资料确实很好地呈现了马克思当时的生活状态，但他们塑造的马克思却是一个完全过时了的、对今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老古董。但对我来说，马克思永远是我的一个理论源泉，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任何问题，我都会回到马克思，并且能够找到答案。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的分析对象并不是这些传记作家所说的是19世纪的英国社会或美国社会，而是资本。但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可能只是在世界一个角落发生着的事情，而今天，资本却变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对我来说，马克思应该是个当代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过时的思想家。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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