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品味倾向于在审美价值贸易的边缘地带发展，这提出了一个关于免费服务的更大问题。一方面，传统上免费服务能够诱导人们进行付费消费。另一方面，免费服务对于社会协作的发展是重要的，在社会协作中，协作的重要性超过工资制雇员活动的价值化。传播交互网的全球性飞跃和公众创造力的发展—现在公众能够部分脱离政府、公会、舆论领袖、企业、品牌、传统媒体、评论、专家权威的影响—要求对现有的评价模式进行改革，建立更多元的审美模式。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公众的网络对话:在网络中混合了不同的意见，包括审美意见，不一定像专家和专业评论那样权威和专业。这个例子说明从此出现了威胁到传统媒体(评论、专家、报刊、广播、电视等)的竞争。审美舆论的分裂以这种方式发起对文化与经济的极权统治。信息与体验重新结合，扩大了欣赏评价的竞争，由此诞生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审美品味协作生产系统。
像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发言并不能证明话语权的解放。自由发言也是自由倾听，通过它所具备的流动性，使话语角色的既定网络得以流通、变换、瓦解。巴特写道:如果人们“事先接受保留从前倾听者的地位，如信徒、弟子和病人的地位”①，则无法想象自由社会的存在。必须铭记，那些明确用于增加品味自由余地的技术工具同时也提供了控制主体的意外机会。数码模式的好处在于，信息处理过后会留下痕迹，有利于社会和治安的监管。企业掌握每个网民的浏览历史记录，因此可以定位并分析他们的喜好，并马上对品味和消费行为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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