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授予文学生产者们额外的创造的权力。在此意义上，对审美成规的拒绝导致了创作者社会地位的改变，乃至作品社会作用的改变。选择当下放弃过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设想可以自己创造的未来而不是复制先人的生活，这些都是宫廷贵族们所追求的，也是作家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所追求的。
这些转变是下一个世纪启蒙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思想的前提，从此构建自己社会生涯的可能性属于所有人，而不再为贵族成员所独有。好品味激发了自我提升的意识和进步的思想。此外，一旦审美欣赏的能力成为享乐的源泉，而不再仅仅是衡量计算宫廷中自己和对手的社会地位的工具，它便能够促进物质享受和消费商品的欲望，从而对销售关系产生有利影响。
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这要求将成功的机会合理化。这也就需要加强对自我的控制，自我控制是使自己能有效作用于他人的条件。在宫廷中，具备好品味的名望是能够影响同僚的条件，这要求表现出节制的能力。这使人们有可能算计情感生活，对情感因素的算计投射了后来资产阶级更理性的做法。后来的资产阶级的行动也是受到利益的支配，但不是出于获得声望的目的，而是出于商业和致富的目的。
有关宫廷中上流社会审美品味体系的第二个创新在于贵族阶级对规则的形式主义的否定。事实上，强制性的规矩与自由审美能力的需求之间，以及消费者和旨在提高审美能力的爱好者之间出现了压力，由此形成了这些压力之间的第一片战场，而这片战场注定将在工业化时期扩大规模。贵族的能力建立的基础在于：初学的潜在礼仪、与其他竞争者之间的较量以及谈话和措词。在这方面，宫廷催生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我们可以称之为品味实践家。同样，因为规则的力量不足以赋予人真正的才华，无法让人顺利使用审美欣赏的能力。而将宫廷贵族分成截然不同、偶然相遇的两组——展现自己品味的一组和负责评判的另一组—也是极为荒谬的，因为他们之间是相互依靠、不可分离的。这个系统是开放的、自由的，因为它所需要的正是一种相关性、一种近乎对称的关系：审美欣赏的判断既意味着对他人进行评判，也意味着让自己符合他人的品味。然而到了后来尽管到达那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0世纪工业生产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单向了，因为前者似乎需要提交一种配方以吸引后者来消费。这是工业社会与贵族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这个社会出于经济的原因一而不再是以名望为动因——将开创一个新的审美品味体系，这个体系中生产者是与消费者分离的，生产者必须尽力吸引和转移顾客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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