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录》中赋予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的观点—正义由社会中最有权威的人说了算(这是柏拉图为了说明更完美的正义理想而尽力去证伪的一个观点)；然而，马克思坚决反对柏拉图式的普世理念。正义是嵌入到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中的(随着资本逐渐主宰了社会关系，自由主义的正义论产生了)。“正义的”利息率是和资本的持续再生产相一致的利息率。它明显区别于高利贷。这并不意味着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念中不存在矛盾。但是马克思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存在一些阿基米德的支点，某种完美的正义形式和道德规范可以用这些支点评判世界。他认为，这是蒲鲁东论证的主要缺陷。
第二个插入的段落则是对蒲鲁东关于利息和信用的观点的直接批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那样，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并不总是公正的，但是在这里，我认为他的批评还是一针见血的：蒲鲁东在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及其与生息资本流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导致他认为，某种不收取利息的银行会是剥削的终结。①对马克思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而非榨取利息才是问题的关键。只顾修改利息率而忽略在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是荒谬的政治纲领。
论第三卷第22章：利润的分割与利息率
马克思承认，利息率在短期内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波动。他从所有的变动和趋势中抽象出世界市场上一个相等的利息率，以集中于“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②首先，他假设“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③这意味着平均利润率决定了利息的最高界限①。如果像马克思一贯主张的那样，利润率存在下降的趋势，那么很明显，利息率也存在这样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利息率依赖于货币资本的供需状况，那么这个趋势如何随着工业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做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一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转向急转直下的阶段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②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理论上的论述。马克思也假设在危机的高潮时期，国家对货币供给的干预无法使利息率下降到接近零的地步(而这正是美国自2007年以来的情况)。我提到这点是因为，很明显，马克思试图掌握货币资本供求波动时的供求状态，但是除了对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变动关系做经验概括以外，似乎没有其他方法了。
五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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