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事实上采取了以下形式：各种各样可能的、偶然的分配和交换结构和多样化的消费体制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比如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的分配结构，可以与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残忍的、不平等的、威权的新自由主义分配结构并存只要这两个地方都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规律并不能直接推演出唯一的分配模式、交换体系或特定的消费文化体制。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但是”—它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在任何时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过分地限制或破坏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那要么资本将不复存在，要么总体关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这就是“决定”的含义。
这样的调整可以逐渐发生，常见的是通过竞争、国家干预或是不均衡的区域发展实现的。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是指世界经济中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一个地区胜过其他地区时发生的配置转变(就像目前的中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德国那样)。变化也可以通过剧烈的动荡实现：因此区域性或是全球性的危机甚至是战争都有作用(请注意：我不是说所有战争和武装冲突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的)。
分配、交换和消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它们也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承认，这样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①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②所以虽然马克思认为分配层面(实际工资、利润率以及利息率、地租、税收、商业利润等特殊性)是不确定的、偶然的，从而没有规律般的性质(尽管不排除对经验和历史的概括)，他还是突出了土地、雇佣劳动、资本、货币和交换在规律般的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结果是生产要素在其当事人和报酬被排除在外时显得格外突出(这在第二卷中最为明显)。这让很多学生有了疑问：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当事人都在哪里呢?答案是马克思在这里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他在历史著作中就没有这样做。
导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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