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中期，一些加过大量啤酒花的啤酒甚至被出口给了在印度的英国侨居者(即所谓的“印度淡色麦酒”，仍然有一些酿酒者在生产它，例如巴斯，其位于英国中部的特伦托河沿岸)。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啤酒仍旧没有被运输到太远的地方。运输费用太昂贵，而且垄断组织仍在当地市场盛行。所以我以前喝当地的生啤酒(我小时候，需要到邻近城镇才能尝到吉尼斯生啤酒)。当我是学生时，我从肯特搬到了剑桥，这意味着我必须将啤酒从勇气牌变为鲜花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是这样。如果你住在巴尔的摩，你喝全民波希米亚牌啤酒；如果你住在匹兹堡，你喝钢铁城牌啤酒。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输费用的降低，引来了来自各地的啤酒。海洋运输的集装箱化，与20世纪60年代起小桶(而不是大桶)啤酒的出现，意味着进口啤酒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啤酒生产通过合并成为大型公司而得到了加强，尽管不久之后便出现了一种“解药”—当地酿造。但是现在你几乎可以喝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啤酒(在纽约，有一个酒吧，你可以喝到全世界各地生产的啤酒)。
冷藏技术的引人与运输费用的下降，使对食物供给作出各种全新的地域配置成为可能。威廉·克罗农在关于19世纪芝加哥的书中(《自然的大都市》)描述了冷藏技术的美好影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新鲜蔬菜和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冻肉可以提供给美国东海岸和更远的城市。①电报也使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商品价格成为可能，从而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协调全球市场。如果不能保证易腐食物的稳定供给(得益于冷藏技术和更有效、更快速及相对更便宜的交通运输体系)的话，1945年后的都市化模式将不可能出现。如果不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了空间殖民化和空间关系转变，以上这些也都不会发生。即使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创新起源于迫切的军事需要(通常是这样)，但它一旦被资本迅速采用，就在城市化的重构以及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生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已成为我论证的一个主要支柱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特殊意义上的城市化来吸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对维持资本积累起了关键作用。对我来说，这些是我对马克思在第二卷关于交通运输发展的简短说明所作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推断。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Norto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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