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的分析阐明这个问题了吗？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第二卷中，马克思为理解流通中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那些条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充分证明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必然而不是可能成为现实，也没有说明它是在何种条件下成为现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不愿意讨论分配的特殊性造成的。马克思没有在第二卷中分析信用的作用，因为那是分配的特殊性。但很明白的是，在整个第二卷中，信用对生产的一般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实际的资本运动规律。不考虑任何分配和交换的特殊性，形成一个一般的危机理论似乎也就无从说起。
第三个问题更不明确，出现在涉及资本自身的“本质”的定义的那些章节。我不确定“本质”这个词语是否恰当，但我认为这些章节确实为思考资本可以采取的不同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并且询问了某种形式是否具有优先权。这不同于说资本仅仅是“运动中的价值”，或是图1所示的总循环。可不可以说资本循环的某个阶段要比其他阶段更重要，尽管它们谁也离不开谁？我们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但是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梳理这些政治含义。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马克思在第二卷的第一页勾勒出资本循环的总公式后，规定了他自己的研究所基于的假设前提。他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①第二卷中不考虑任何系统性的技术和组织的变革，正如已经提过的，这与第一卷的关注点极为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变(实际上是抽象掉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假设使第二卷与事实有差距。但是马克思坦率地认为，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识别资本循环中的关键关系，可以日后再将其综合到一个更加实际的资本循环和积累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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