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阿里吉的说法，“两个时代或阶段”，即G-W-G’与 G-G’，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性资本积累循环”。<sup>20</sup>阿里吉以这一结构来划分资本主义发展史，经过一系列接续的帝国霸主（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尤其是从一个霸主向另一霸主的转换，而金融化的时刻正监督着这一过渡。在这一叙述中，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史之后，金融化代表着某一时代的“秋天”，以及某一霸主（他对传统“帝国”一词的替代）的衰落；在其被新霸主取代之时，生产、破坏与积累的循环便在另一片区域重新开始。<sup>21</sup>这一循环逻辑也可以被应用到哥伦比亚与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竞争关系上。然而，在《绝命毒师》，以及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黑金杀机》（The Counsellor, 2013）、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的《边境杀手》（Sicario, 2015）等电影中，洗钱的现实困难被置于主题位置，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形：金融不再仅仅代表一个“秋天”，而是全部四季，冬、夏与春一应俱全。金融变得戏剧性、暴力地自主，自我吸纳、吞并着所有其他形式，定义自身的循环。因此，《绝命毒师》呈现的，是某种金融化资本新“帝国”的地下毒品腹地，其所有阶段——种植、商品交换与分销链条，以及实现洗净剩余价值所依赖的金融时刻——都以生产、破坏与积累的循环为特征。暴力与奇观、生产与破坏在日益全球化的尺度上相互构成，这是沃尔特作为海森堡短暂参与其中的非法毒品积累逻辑的本质，也构成了其对“一种整全生活方式”的辖域化：即毒品积累的毒品文化（narco-culture）。这种日常生活的毒品文化，正是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小说《2666》中揭示的公共秘密，其核心是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对女工人的连环杀害。22
货币的回流：《绝命毒师》中的非法积累与辖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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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19</sup> 《绝命毒师》对金融自主化（以及对“现金”消失的某种可能预示）的戏剧化呈现，可能是其相较《火线》的主要批判性进步。关于电影理论中的“缝合”（suture）概念，参见 Stephen Heath, Questions of Cinema, London: Macmillan, 1981,pp. 76-112.
<sup>20</sup>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p. 6.
<sup>21</sup> 阿里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引用布罗代尔如下：“每一次此类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旦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似乎都宣告了其成熟：这是‘秋天’的征兆”（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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