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我称之为“总体吸纳”。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的两种方式时提到了一些这一意义的迹象：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及其家庭，作为“自我所有者”的社会个体，只是为了“再生产”或“重建”他们的劳动力而消费商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具体地将家庭与市场条件联系起来的再生产过程中，会发生另一种形式的无酬家务劳动；但他并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约束或市场逻辑将越来越多地支配工人的消费质量和数量，以使其对资本也具有盈利性。<sup>26</sup>例如住房或城市发展问题，恩格斯早在 1845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中就已经关注的问题，或是商品的大规模分配。然而，这在消费领域内仅是一种“形式的”吸纳。随着我所描述的剩余健康或人力资本方面商品化阶段的到来，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投资进入了护理和教育过程本身。
这意味着两件事：（1）工作与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人类学障碍被消除了，因为再生产本身正在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性”领域；（2）没有任何个体性维度（也同样没有任何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脆弱性或依赖性）能够不受商品化的影响。<sup>27</sup>没有任何形式的生活，无论是作为能动性、活动、否定，甚至是痛苦，甚至是死亡，都无法脱离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而这些事实上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不是个体生活被简化为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这是对生活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或者说“第二自然”的生产，不以任何形式（因为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是一种“第二自然”），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sup>28</sup>这就是我所谓的总体吸纳（继“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之后），因为它不再留有任何外部空间（没有“自然”生活的保留地）。或者说，任何剩余在外的东西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残余，并成为进一步吸纳的领域。那么事情必须如此吗？这当然是问题的全部，无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商品化是否有其界限？是否存在内在和外在的障碍？一位拉康主义者可能会说：每一个这样的总体化过程都包含一种属于“实在”的不可能性元素，它必须“并非全部”（pas tout）。如果是这样，那么总体吸纳的内在剩余部分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一些看似个体化的形式，如病理学或无政府主义的抵抗，另一些则是共同的甚至是公共的。或者，它们也可能表现为在落实新自由主义议程时遇到的某些困难，例如一旦医保体系被立法确立之后，想要将其拆除就会变得困难重重。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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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5</sup>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15 章《机器和大工业》中，马克思罕见地提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发展构想，即“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技术变革（劳动的智力化）和社会主义教育计划的共同愿景。
<sup>26</sup> 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资本所面临的矛盾：资本需要不断扩大消费品市场，同时又要不断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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