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归因于社会和国家的完美的合理性被证明是非常有限的，毋宁说它是“精神”，而不是理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转换，一个对现实地存在着的、阻碍发展的局限性的绝对化。社会的最高表现是国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局限性被认作哲学、宗教和“精神”的其他表现中的超验之物正是这同一个精神创造了内在于社会的法人团体和内在于国家的官僚机构。法人精神和官僚精神偶尔发生冲突，但当社会整体的运动威胁到其存在时，它们便会形成一个防御的联盟。
因此，官僚机构是一个由国家支配的社会形式，而黑格尔没有讨论它的实际内容，他将自己局限在官僚机构的形式中，维护它的合理性。官僚机构有个独有的特征，即它倾向于将自己与自己的内容分离开来。它并不局限于在形式上组织其内容，将本身的形式赋予内容。它变成了“形式主义”，作为形式主义它将自身呈现为上层“意识”、“国家意志”和实际的国家权力。因此，一种特殊利益（官僚机构自己的利益）声称具有普遍性，而普遍利益由此就被降级到一种特殊利益的位置。官僚机构，这个国家机关，从它制造和助长起来的混淆中获利。它保护“特殊利益的虚构的普遍性”①，即它自己的精神。官僚机构只在这个虚构的层面上承认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个狡黠的转化可以是成功的，因为尽管每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都使它们的特殊利益与官僚机构相对立，但它们都接受官僚机构甚至支持它，将它作为反对其他特殊部分和特殊利益的武器。其结果是，“官僚政治这种完备的同业公会就胜于同业公会这种不完备的官僚政治”②。它将法人团体归结为一个现象，但它希望这个现象存在并且希望这个现象相信自身的存在，以便将它自身的存在条件仅作为（从属于它的）条件维持下来。因此，当每一个法人团体都倾向于在市民社会中形成一种小政府（little state）时，官僚机构无非就变成了一种市民（即非政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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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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