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再次使我们不得不拒绝黑格尔对现实与合理、存在与知识（或意识）的同一化。从它实际的密度看，现实被证明充满了鸿沟，以及由实际经验到的幻觉和从幻觉衍生的幻觉编织成的伪装。国家的官僚机构体现了某种特定的合理性，但它是一种不完整的、欺骗性的，甚至是虚假的合理性。它看起来似乎是完整的和确定的，它篡夺了只可能属于一个克服了其矛盾的、有机统一的社会的权利和权力这些事实都是幻觉、欺骗和谎言的一部分。为了掩盖官僚体系的鸿沟和伪装，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一个系统化的哲学表象），正是这种需要表明这个官僚一政治的建制根本不具有合理的必然性。
官僚机构，作为国家精神的体现，又区别于国家的利益和目标，从这个事实可能追索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官僚机构为自身设定与国家相对的目标和精神，即使不是时时如此，至少是某些时候如此。作为形式上的国家精神，它发现国家事实上缺乏精神；为了努力弥补这种缺陷，它将自身的使命理解为形式性的义务，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它改进国家的努力只证实了它自己的信念，即它是国家的目标和至上的意义。我们前面提到了官僚机构和政治团体的组成部分之间的混淆和颠倒，现在类似的混淆和颠倒标志着国家与“它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混淆和颠倒乃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混淆和颠倒。官僚机构如施魔法般地将纯粹的形式变成具体的内容，而将内容变成形式，形式的目标变成实践的活动。国家的目标变成了官僚机构的目标，反之亦然；无法摆脱的混乱并不能阻止冲突。“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②但这个关于神奇圈子的比喻具有误导性。这个圈子同样是一个诸圈子的等级体系，底层的圈子决定着其他的圈子(在这一段中马克思似乎想起了但丁的地狱)。这个等级体系建立在“知识”或者知其所以然之上，并由它们而得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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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9\~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同上书，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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