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段落反映出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战略的关心。对“战略”这个术语的使用在这个关联中得到辩护，它使我们牢记，在马克思看来，（1）决定着每一个战术行动的客观的东西，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加强；（2）运动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废除政治一旦国家的功能被社会接管，国家就消亡了。第二点极其重要。不考虑这一点，就会让马克思成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或者使马基雅维利成为马克思的先驱)，将政治或者国家看作一个永恒的、超时间的本质。
我们知道，在1844年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把俄国视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他一再地把沙皇及其专制政府称作“欧洲警察”，私有财产的看门狗，并断言如果对它进行一场指挥得当的战争，它的政权就会崩溃。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他激烈地批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Palmerston)，因为他只是努力把沙皇阻挡在巴尔干半岛之外，而在其他方面却又试探性地攻击俄军。与此类似，马克思在1870年是反对法国的，因为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针对德国统一的。然而，在1870年9月4日，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因为这时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统一威胁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在任何情况下他的立场都取决于他认为什么最有利于这个运动。一旦忘记策略和战略之间的区别，那么将前后不一、矛盾、反法、反德和反英等立场归咎于马克思就再简单不过了。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展示出了他非凡的才华和气魄。这些政治分析的文章获得了现实的风格。它们经常被作为纯粹的应时文章而不被考虑，它们的理论重要性及其对马克思人格性的反映就被忽视了。以下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学”的样本，是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描写：
第5章 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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