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谋，没有任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纠纷，因为纠纷使他可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如果没有纠纷，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同虚假的敌人进行虚假的战斗，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忙来忙去，直到在议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为止，这就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bête noire〔可憎恶的东西]，自然在本国也就毫不费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
第5章 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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