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的对手断言，在过去了100多年之后，一种新型的社会已经出现；为这个社会开辟的道路早已铺就，而且马克思自己—不管他自己，可以说，不管由他激发的革命—有助于这条道路的铺筑。产生这个新社会的过程是“历史的”，就其包含意外的、不可预见的要素而言是历史的。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批评家们分道而行。实际上，一些人说：这个过程太过巨大、太过复杂，以至于知识不能覆盖和掌握它。我们不妨给努力通向这个新社会的力量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它们之间的张力是有益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移除挡在它们道路中间的障碍（这些也许包括由马克思主义激发的行动，自觉地改变世界的革命努力)。
另一些人则说：我们不妨直接获取事实，利用专门科学，一点一点地对这个新世界作一个经验性的研究。我们要在庞大的学习成果的基础上，在这些科学的指导下组织一个新社会，而这些科学是通过其操作的效率被界定的。
我们可以称第一个群体为“新自由主义者”。这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掩盖唯意志论的一个绝好机会。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跟从前一样，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来规定理性和自由的界限。20世纪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熟知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政治之间的脱离。自由民主党人不是常常相信，或者假装相信，自由将会实现是因为他们掌了权吗!在打击“左派”的时候，他们使自己陷入易受“右倾”攻击的地步，他们的结果往往不是深化或扩展民主，而毋宁说是瓦解和败北的令人遗憾的场景！
第二个批评家群体明显陷入了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新实证主义者”或“新唯科学主义者”。为什么是“新的”呢？因为他们立足于人的科学，同样或者甚于立足于自然科学。这些科学的不完整、片段的特征似乎对他们并无大碍。他们接受一种关于人的昏暗图景。他们否认“总体”——或整体的观念——既是在知识的层面上，也是在人类自我实现的层面上。他们认可对社会现实作操作性的但却是片断性的研究。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一些新近的科学学科——例如信息理论和控制论（cybernetics)—拥有“总体化”的野心。新实证主义结束了(或者它相信它结束了）是否支持严格事实发现的知识争论。由于是在一个体系或者结构中被理解的，它所研究和理解的东西就被整合了；科学和科学家都合并和被合并入各个派别。据说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社会将会被组织化、被系统化，因而被“总体化”。谁将执行这个任务呢？不用说，将会是国家和国家中的特殊群体技术专家。他们会成功吗？他们之间不是有分化吗？他们不是代表不同的利益吗?他们不会因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活动还是在“私人”资本主义部门活动而相互区别吗？他们难道不会不解决旧的矛盾却又引入新的矛盾吗？在国家的合理性与技术的合理性之间(分析的、操作性的知识的合理性)存在完美的一致吗？我们不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这个倾向导致了一种分散的意识形态，但只是部分地被表达出来。难道被某些人指派给结构、体系和功能概念(它们有其有效范围，但经常被误用）的独有的重要性没有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吗？至少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们将会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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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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