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想就此停下，使自己满足于这个模糊的、无止境的追问，我们就必须努力探索可能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如何探索呢？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妨循着这条指引性的思路：一种超越哲学、超越被视为分配匮乏资源的政治经济学、超越国家或政治的概念。然后，更确切的（如果不是更有限的）问题将会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如此频繁地援引马克思之名，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使它们的实践更接近马克思所阐述的革命和自由的概念吗?在如今现存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可能消失吗?对社会的社会管理能够取代在这些国家中的极权主义计划吗？旧的贷款能够被还清吗？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社会化”能够保持生机，在资本主义的外壳内达到成熟，并最终将这个外壳打开吗？用更一般的术语说，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国家中，发展能够通过一个质的飞跃，追赶上把它甩在后面的量的增长吗？
所有这些关于时代的名称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了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马克思的批判驱散了它们。新冲突加在旧矛盾上，并取而代之。例如，当今量的增长和质的发展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伴随着社会关系中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而这种社会关系被对立的要素掩盖和抵消。对外在自然的控制在增加，而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却停止了或者在倒退。前者主要被归入增长的名下，而后者则被归入发展。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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