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说革命实践将具体的（辩证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引入社会关系，是正确的。由于这个实践，思想和感觉再一次与现实相适应，制度再一次与生产力相适应，社会形式再一次与其内容相适应。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超越既定的历史阶段，前进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根本观念。它创造了可理解性，即人类头脑中的活的理性和社会关系中的合理性。
诞生于增长并投入历史发展的革命实践，却总是轻率地跑到敌对的、保守的政治实践中去。后者寻求对已建立的形式、制度和秩序的维持。它试图坚持它们，要么通过重新调整以适应在增长过程中已经改变了的内容，要么通过否认内容已经发生任何改变。这样的努力，根据相关的不同群体、阶级和个人的政治力量，也许或多或少地成功了。彻底的改变通常是历史地被决定的，它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从社会的底层开始，通过作为整体的革命实践来实现；或者从社会上层开始，通过制度、已建立的形式和政治领袖这个部分的权威行动来实现（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俾斯麦主义)。只有前一种改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消除过时的形式。第二种改变没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为更根本的变革铺平道路。
这里，我们面对着另一个根本性的观念。社会中的一切都是行动，人的本质是他所完成的东西。甚至出于历史必然性的工作都包含着对行动（实践）的依赖——如果从可能到现实的过渡是有效的，并由此为人类的主动性留下了空间的话。每一个可能性都提供给人类两种选择更大的异化，或者祛除异化。异化，像其他任何过程一样，倾向于变成现实。祛除异化由反异化的意识的斗争来实现一旦工人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它便逐渐地自觉起来。社会的人从来都是善于发明和创造的，而他们从来也都是自己成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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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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