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期就是这样。
（4）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两个方面。它们一方面是普遍的、思辨的、抽象的；另一方面，它们代表了特定的、有限的和特殊的利益。为了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解决所有的困难，它们创造了一个关于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视角。同时，它也加强了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使用这个并没有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过的术语的话)。
因此，意识形态忽视了它们与实践的关系这个确切本性没有真正理解它们自己的条件和前提，也没有理解它们所导致的实际后果。由于对自己理论影响的忽视，它们既不能理解影响它们的那些原因，也不能理解它们事实上造成的影响；它们回避了现实的“为什么”和“如何”。同时，它们无可逃避地卷入实践之中。它们同时是世界中行动的起点和结果(无论有无效果)。意识形态的表象在群体（人民、国家）和阶级（和阶级的派别）的斗争中始终作为工具起作用。但它们为介入这样的斗争采取了如下方式：掩盖相关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将特殊的东西普遍化，误将部分当作整体。
（5）既然它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在现实（实践）之中，或者就其本来的范围而言，意识形态并非全部都是错的。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假象和谎言，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可能包含阶级的假象，可能求助于政治斗争中彻底的谎言，但仍然也可能与神话和乌托邦相关。从历史上看，所有种类的假象、虚幻的表象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的概念（即科学的洞见）一道混入意识形态思想之中。有时，意识形态被当作合理思维的工具；但有时，它又是歪曲和压制的代理人。对意识形态思想的评价，只能或多或少在彻底批判性思想的帮助下，耐心地在事后进行。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证的典型例子是德国哲学。多亏德国经济和社会的落后，它的思想家们才能够在19世纪上半叶进行思辨的思考，而在同一时期，英国的思想家们在创造着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论)，法国的思想家则在直接的政治层面上运筹(制造革命)。德国人将实践转置到形而上学的领域。在他们的体系中，它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不能被识别出来。这与他们国家的实际景象完美地保持一致，它同时是无限制的（在抽象层面上）和被严格限制的（就实际而言）。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确表达出了一些新概念，—除了辩证地变化的观念之外，这些观念最终都被整合到了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之中。思辨性思维和革命的实践有义务从正在崩溃的体系和正在瓦解的意识形态的残骸中抢救出有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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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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