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是美学，但它包含了关于艺术作品及其生产条件的理论，关于它们的起源和消亡的理论。它揭露了不是通过“纯粹的”思想力量而是通过行为（革命的实践）—意识形态和一般的人类作品，包括整个文化或文明的生产、发展和消逝的条件。
正是在自觉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思想和行为被辩证地表达，知识“反映”实践，也就是说，作为对实践的反映而被构建起来。在此之前，知识以其不能“反映”现实，也即以不能反映实践为特征，它只能变换、歪曲现实，将其与假象相混淆简言之，知识是意识形态的。
在意识形态发展的顶峰，它变成了一个在阶级斗争中被自觉地运用的武器。它是对社会现实、社会变化过程、社会的潜在趋势和未来的一个神秘化表象。在这个阶段—例如当代的种族主义“现实”要素就是现在；人的种类确实包括多样性和变异，种族群体和种族差异。但在种族主义中，推断和换位被扩展到了不切实际的宽度；一个现实要素的推断与“价值观”相关联，整体以极端的严格性被体系化了。因此，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与这样的哲学相提并论，如康德哲学。在20世纪，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与政府相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中，意识形态化达到了顶点。同时，意识形态因此而被怀疑：极端的意识形态化伴随着某种信念，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到来。但意识形态没有如此轻易地被消除；相反，它以突然的爆发为标志，造成了惊人的复辟。意识形态的过度所造成的反感，无非是对透明性的一个苍白预示，这种透明性仍然需要革命的实践以及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对它的理论阐述来完成。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被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学，有可能提出对以下尚未被充分区分的概念之间关系的意见：意识形态与知识，乌托邦与对未来的期望，诗与神话。在我们的变化的世界里，需要再一次进行这样一种批判性研究。对社会学家而言，有一个上好的主题，一个对批判性思维和最“积极的”发现都有大量空间的主题：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当前对现实的表象与现实本身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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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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