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马克思认为，“总的劳动者”的性质因特定社会的总体特征以及它的生产方式而改变。我们在研究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类型的劳动和分工的分析就必须被修正。在涉及生产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和不必要劳动的差别的时候，这一点尤为正确。
像工程师这样的技师是生产劳动者。农业、渔业、采矿业、加工工业、建筑业和维修业都是生产性活动，从事消费产品的保护、仓储和运输的活动同样是生产性活动。其他商业活动，比如广告就是非生产性的。物质和文化的“服务”同样是非生产性的，例如教育和科学研究，还有政府机构、银行、军队、警察的服务。
在没有过渡、没有制定任何区分的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从生产劳动过渡到非生产劳动，从社会必要劳动过渡到非必要劳动，甚至过渡到了闲暇的不就业和社会寄生现象（除非我们假定每一个活动或“功能”都仅仅通过其存在的事实而得到辩护)。
换言之，马克思所作的区分尽管必不可少，但却很难被应用。它将分析逼入困境，可以说，使它面对困难的社会学问题一种对“功能”和“服务”的批判性的和具体的研究，一种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这种流动性使个人从一个范畴转向另一个范畴，等等。
马克思明确地拒绝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在他看来，这仅仅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同功能相互预先假定，并且解决了社会的内在矛盾；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不作区分，它们彼此为对方辩护。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主张功能和服务是为资本主义所用的。这一点立刻不证自明，而且是荒谬的，它使得解释一种文明理论成为不可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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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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