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官僚与企业界之间的冲突可能比官僚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冲突要少，所以，需要解释的日本之谜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资本家能够如此充分地与国家进行合作。有人提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的高级文官对其私营部门行使了同样的权力。但如果这样看，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别。由于选任政府事实上处在中立地位，所以，与他们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不同，日本的主要官僚在充当他们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强制执行者和战略家方面完全没有了竞争对手。
日本企业家对“行政指导”的轻而易举的默许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在日本的起源时期。随着1868年的“明治维新”而上台的下级武士建立了有利可图的垄断企业，然后廉价卖给了一些有特权的少数人，其中主要的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家族。是私有化而不是资本积累造就了日本最初的财阀。与西欧不同，在西欧—一般地说—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又依次先于为其利益服务的国家而产生，而日本似乎将这一过程颠倒了。希望赶上那些刚刚迫使它开放港口进行贸易的专横的外国人在技术和军事上的成就，新的日本国家创造了资本家，其方式与欧洲封建国家创造骑士和贵族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1
从开始的时候起，日本国家就竭尽全力地保护其经济产儿，确保他们的成长与繁荣。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又怎么可能不“合作”呢？起步较晚的日本资本家对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敌对的国际经营环境，及其对国外原料来源的越来越大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解决经营问题的团队(国家)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国家官僚的战略领导的依赖。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顺从(他们更喜欢称之为“一致同意”)，因此，官僚在私营部门的关键的高层人士的提拔中也发挥着作用。例如，在选择首席执行官(CEO)的过程中，许多银行都带着简短的名单来到了贸易与产业部(MITI)，而后者则从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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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