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作共同体的失落
40年前我就认为，社会到最后一定会以因工作关系而结合的共同体为主。在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1949年的《新社会》及1954年的《管理实践》这些书中，我谈到了“工作共同体”或“工作社区”（plant community）的概念。那时我就认为，这种组合一定会成为个人地位、功能、责任与自我管理的来源。
日本人对此早就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过，正如前面曾经提过的，即使在日本，对工作共同体的忠诚也正在降低，起码对知识工作是如此。现在大家都逐渐了解到，日本人对工作共同体的忠诚，其出发点其实是恐惧感多于归属感。日本大公司的薪资体系以年资为基础，如果大公司员工在30岁之后失业，那等于是宣判其事业前途的死刑。不过，由于日本现在正从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转变成劳动力严重不足，所以这种情形正在快速改变。
在西方，工作共同体从未生根。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决主张，必须给受雇者最大的自我责任与自我管理—这正是我倡导多年的工作共同体背后的理念。总之，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必须成为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不过，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除了致力于工作、组织和专业知识这个层次外，还需要向上发展属于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与成就贡献的更高层次。
五、公民自愿者与非营利组织
要满足这种需求，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社会部门。在社会部门，成为有意义存在的个人，才可以立功，可以完成责任，可以彰显自我生命，可以成为“自愿者”。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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