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带头的是民主党著名领袖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Bry-an），他在19世纪80年代内布拉斯加州州长任内，曾将一些事业收归政府经营。又过十几年，在1897年至1900年期间，维也纳市长吕格尔（KarlLueger）也把都市运输、电力、天然气等事业收归政府经营。就像俾斯麦一样，布莱恩与吕格尔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两人是美国人所谓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s)。他们很早就了解到，为因应劳资双方冲突的升级，部分事业收归政府经营不失为一种降温方式。
可是在19世纪时，只有少数人才相信政府应该（或有能力）管理经济，更别说政府应该（或有能力）控制经济景气的衰退与萧条。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会“自我调节”的，不劳政府插手。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同意，一旦私有财产制被废除，经济体系就会自我调节。一国政府的职责，在当时看来，在于维护良好的“气候”，以利经济成长与繁荣，这要靠维持货币稳定、低税率、鼓励储蓄与节约等。经济“天气”，也就是经济波动，不是一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别的不说，造成经济波动的事因，往往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在一国之内，光是这点就足以支持此论点。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一种信仰：一国政府事实上是可以控制经济“天气”的（而且也应该这么做）。早期的凯恩斯主张，国家经济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至少在大中型国家是如此。之后，他又主张，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完全可以由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如政府支出）来加以掌握。不过，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并同意凯恩斯的主张，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弗里德曼信徒。至于供给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则继续奉行凯恩斯这两项主张。他们都使得家或政府成为本国经济的掌舵者，以及本国经济景气的控制者。
第六章 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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