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左派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Weil）主动投身于工厂，在生产装配线当第一手，体验了一次可怕的卑屈。她想知道列宁和斯大林是否真的会踏进车间庆贺工人的劳动。当她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决裂后，她在写《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 andLiberty)一书时总结道：“因此，问题已相当清楚，这是一个弄清楚是否可以认为生产组织”不会“在压迫下摧毁灵魂和肉体的问题”①。那时，凭借自动化达到这一目的为时尚早，她的努力陷入孤立；在20世纪50年代终于由意大利的工人主义者在她中断了的地方捡起。
从意识形态来说，工人主义是由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入侵促成的，此次入侵显露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本性。这使得意大利左派中的左倾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和马里奥·特隆蒂（MarioTronti)]看清楚了苏联不是工人的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极权形式。在那段时间，意大利工人首次从贫困的南部向工业化的北部大迁徙，显得更为动乱。年轻的非熟练工人（大众工人）不愿把自己交给新型的规模化生产系统，而是绕过了优先考虑技术工人的老牌工会，猛力抵制福特制生产流水线。工人主义运动在都灵的第一次大规模劳工冲突后于1961年崛起。《红色笔记》(QuaderniRossi)在其创刊号中分析了青年大众工人对劳动力已造成的影响和随着近期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出现的新的“阶级成分”。1964年出版的《工人阶级》(ClasseOperaia）杂志阐述了一种新的政治策略—拒绝工作，向资本用新技术发展其生产力挑战。这一“拒绝的策略”（出自马里奥·特隆蒂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被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之中”，但是“持反对态度”。它预言了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和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于1972年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一书中对1968年后的资本的分析，并在70年代中期把意大利社会思想家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联系起来。大众工人最反对的是将人类的知识转化成机器，使生活沦为“死劳动”。那里有一个存在的维度，但是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为改变劳动条件所做的努力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未知的，他们主要专注于作为压迫手段的机械论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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