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机构）的后果。
智力一旦与劳动挂上钩马上就公开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智力一旦联系到雇佣劳动，其典型的公共性也就会受到控制和扭曲。这种公共性一遍又一遍地以其生产力的角色被唤起；而又一遍又一遍地以其公共领域的角色（从该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当作潜在的政治行动的根源、当作不同的宪政原则被镇压下去。
普遍智能是社会合作的基础，这种合作的范围比与劳动明确相关的合作更为广泛。更广泛的，同时又完全是异质的。我们回到研讨会第一天讲到的一个主题。虽然生产过程的连接是基于工作的技术和等级的划分(division)，可是取决于普遍智能的合作行动却从共同参与，即从交流和认知能力的初步共享（sharing）转移到了“精神生活”。然而，合作超过了智力，但它不去废除资本主义的合作行动，却去扮演了资本主义合作行动最杰出的资源。它的异质性既无声音也无可视性。情况走向了反面，由于智力的出现成为劳动的技术前提，一致行动超越了劳动，由此带来的是：反过来却将智力纳入了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
这个悖论带来两种主要的后果。第一种后果在于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形式。智力在被开拓成生产力的同时，其独具的公共性也被劳动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只能通过行政机构肥厚性增生（hypertrophic growth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aratus）的方式在国家范围内做间接的体现。行政管理不再是政治议会制，而是“国家性”（statualità）的核心：但实际上就是如此，因为行政管理体现了普遍智能的独裁聚结，是知识和控制之间的融汇点，是过度合作的倒影。确实，人民已经关注多年的“政体”内官僚机构体积的增加和确定、相对于法律的卓越法令:不过，对此我想指出一个新的阈值。总之，我们不再面对众所周知的国家合理化过程；正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实现智力国家化（statizzazione）的状况已经发生。“执政者的理由”这个古老的表达法第一次获得非隐喻性的意义。霍布斯清楚每一个单独个体的天赋人权转移(transfer）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手里时绝对权力合法化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该谈谈智力的转移，更精确地说：智力本身的、不可约的公共性转移到国家的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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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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