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title":"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3230082","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id":"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uuid":"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title":"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normalized_title":"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3230082","isbns":["9787303230082"],"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17,"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6%96%B0%E8%BE%A9%E8%AF%81%E6%B3%95%E4%B8%8E%E9%A9%AC%E5%85%8B%E6%80%9D%E7%9A%84%E3%80%8A%E8%B5%84%E6%9C%AC%E8%AE%BA%E3%80%8B","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44d73a0d-6bfb-41d9-850e-a0b0cd3fe629/search"},"page":{"printed_page":127,"pdf_page":150,"physical_index":150,"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3a818161c2397490f6bbdd86666ecb899062478a59b1c33441637762ca4bba0a"},"chapter":"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content":"这里对“否定之否定”辩证特点的使用被攻击为旨在欺骗我们接受马克思所预期的结论的黑格尔式胡说八道。在马克思的时代，杜林(E.Dühring)就是这样说的。恩格斯通过指出马克思的结论是在无可挑剔的实证工作和科学的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来为马克思辩护、反对杜林。马克思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指出他所预期的运动有着“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形式。①这种逻辑并不被认为在某种先在性意义上担保结论。阿尔都塞认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否定之否定”这一术语的使用就是“隐喻”。②而里格比(S.H.Rigby)则认为，这就意味着它没有实际的解释功能：如果建立在历史和经济事实基础上的证据是错误的，那么一种纯粹逻辑特点并不能代替它；然而如果这些事实的确提供了证据，那么这个逻辑上的特点就成了“多余的东西”(fifthwheel) —一个毫无作用的装饰。③\n\n但如果能够证明对结果的部分解释是，由于某些具有充分根据的物质原因（而不仅是因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的自我运动”）结果通过双重否定运动而链接到起源上，那么，这个特点就远不是隐喻或拙劣模仿。如果它能够确认结构关系与它们之间转变的逻辑复杂性，那么它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就完全是转变的形式，而无论真实过程受多大影响和具有多大偶然性。\n\n对真实转变的这方面解释在两种方式上受到限制。首先是因为不得不给予内容（上文提到的“历史的和经济的事实”）适当权重，其次是因为，即使把经济置于一系列决定因素等级中的优先地位，其他调节因素在推动或抑制在这里得到确认并在下面予以阐发的内在趋势方面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n\n第6章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否定之否定\n\n127\n\n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41页。\n\n②L.Althusser，ForMarx，1969，p.200n.[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72页注释。\n\n③ S. H. Rigby, 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1992, pp. 128-132. 恩格斯还将辩证法辩护成一种“探寻新结果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42页。里格比将此攻击为对现实的先在性演绎，但这对于恩格斯观点所具有的启发意义而言并不公正。","previous_page":126,"next_page":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