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title":"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64232603","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id":"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uuid":"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title":"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normalized_title":"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64232603","isbns":["9787564232603","978113892309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160,"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7%BB%8F%E6%B5%8E%E5%AD%A6%E4%B8%8E%E6%9D%83%E5%8A%9B%EF%BC%9A%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6%89%B9%E5%88%A4%E8%A7%82%E7%82%B9","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52966810-08a2-49c1-9b4c-e93e248067a8/search"},"page":{"printed_page":57,"pdf_page":73,"physical_index":73,"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6eb7b0201f96073b44aedd03f2aefac96a9c5549ec7b6b55d464eff1fbee8e65"},"chapter":"第三章","content":"然而，历史的真相是不同的。市场互动和经济竞争根本不是永恒的社会协调的形式。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经济竞争在近代才成为社会协调的主要形式。如果前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缺乏发达的市场，没有受到经济竞争的约束，那并不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正如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所建议的那样-—而是由于市场的缺乏。\n\n机会主义\n\n机会主义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合理性原则。从方法论上讲，这是一种以不完善为特征的DMC中对瓦尔拉斯经济学最大合理性的概括。新奇之处仅在于，在可违背合同的DMC中，最优策略可能是承诺一件事，而所做又是另外一套。因此，优化和机会主义在DMC中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会主义的引人本身是引入缺陷的后果。\n\n作为瓦尔拉斯范畴的方法论的副品，机会主义是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被引入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崛起被假定为一个自然的事实，是人类本性的后果。因为某些原因(我将在后面讨论)，与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相比，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更被工人的机会主义所吸引。然而，即使是工人的机会主义，也主要被看作一个永久的问题，是源于工人的天性，而不是某种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n\n在关于工作的讨论中，马克思(1867，ch.10)指出，设立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是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并不能认为工人的行为就是“作弊”，因为还不存在一名普通职员应该做些什么的社会标准。只有当制度性的纪律机制出现时(由米歇尔·福柯做了研究)，工人才可能分为“正常”和“堕落”，而那些更不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纪律的人可能会表现为“作弊者”，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术语，或者按照福柯(1977)的说法，甚至可以描述为“疯狂”。\n\n与此同时，马克思从资本家这一面描述了机会主义的发展：例如，1840年后，在英国颁布的工厂固定一天工作长度的规定，大量的作弊是在雇主这边，而雇主只是为了获得额外劳动时间而调整工厂的时钟。\n\n尽管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派将机会主义视为一个自然的起点和一个普遍的原因，但事实上它是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将劳动转变为异化的劳动，并将生产手段的所有者转变为资本家。这些是监督和约束劳动力出现问题的先决条件。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一个历史性方法论无法解释它试图合理化的问题的历史性质。相反，它表明，约束劳动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必须是历史范畴的。然而，从历史上看，问题和原因都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n\n第四章 权力去神秘化 /\n\n057","previous_page":56,"next_page":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