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title":"人工智能政治哲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89485","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uu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title":"人工智能政治哲学","normalized_title":"人工智能政治哲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89485","isbns":["9787208189485"],"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261,"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6%94%BF%E6%B2%BB%E5%93%B2%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search"},"page":{"printed_page":148,"pdf_page":164,"physical_index":164,"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ddb41c38572d2952a4515c5dd010e3e2d2cd71206c563f22fa6603df271399a5"},"chapter":"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content":"然而，巴特勒的表演性观念和她的政治观念（Butler1997）仍然侧重于语言。就像福柯一样，重点在话语。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即自我、身份和性别不仅是通过语言产生和表演的，也是通过技术实践产生和表演的。除了写作，还有其他技术实践：Web 2.0 技术（Bakardjieva and Gaden 2011)，如社交媒体，还有人工智能。通过人工智能自我建构可能有语言方面的因素，但如前所述，它还具有深层次的技术和物质特征，例如当一个“量化的自我”（quantified self）产生时。此外，它还始终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人同时被塑造出来。例如，通过使用跑步应用程序和其他可穿戴的自我跟踪技术，他人成为了检验和竞争的对象（Gabriels and Coeckelbergh 2019)。\n\n这些自我建构和自我关怀的技术方法至少引发了两个问题。首先，自我和他人的量化误导性地暗示，自我或他人可以简化为数字信息的集合，也就是说，数字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数据化再现)，或者至少同样有问题的是，数字自我或他人比非数字自我或他人更加像自我。后一种假设似乎至少在一种超人类主义者关于通过上传资料实现永生和复活的幻想中起作用。库兹韦尔（Kurzweil）曾设想，机器学习能够重建他已去世的父亲的数字版本，从而使得跟他的化身对话成为可能：“它将如此逼真，就像与我的父亲交谈一样”，事实上，“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它将比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父亲”(Berman 2011)。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2020）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库兹韦尔旨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和他人）形象，一个比实际主体更加连贯一致的形象。但是，实际主体总是“由差距和反复无常构成的”，因此任何自我和主体的完美化上的尝试“都等同于试图抹杀它”。精神生产自动化及其所需的相关人类智能，也试图重新建构主体，从而抹杀主体：通过将任务从动机、意图和欲望中抽象出来，“主体性的反思层”(the reflexive layer of subjectivity）被绕开了。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的判断和思考被绕过了（阿伦特也会同意这一点），而且意味着人类主体是多余的，甚至是碍事的。正如对自动化主体的幻想受到现实主体的挑战，现实主体“可能是不可预测的、顽固不化的和非理性的，从而威胁到控制、管理和治理系统”，并阻碍自动化社会顺利、无摩擦地运行，“上载自我”的幻想试图创造一个数字化身，而这个化身将不再是一个自我，也不再是一个主体。当我们试图借助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来塑造自我和他人时，这同样是一个问题：我们试图把自我和他人塑造成某种东西，也许是化身，但不再是人、自我或主体。此外，正如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2019，171）借鉴黑格尔的观点所指出的，被媒介化本身并不是问题，但缺少与自己的反思关系、没有与自己相处空间的生活并不是自由的生活。\n\n人工智能政治哲学\n\n148","previous_page":147,"next_page":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