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title":"人工智能政治哲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89485","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uui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title":"人工智能政治哲学","normalized_title":"人工智能政治哲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89485","isbns":["9787208189485"],"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261,"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6%94%BF%E6%B2%BB%E5%93%B2%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search"},"page":{"printed_page":153,"pdf_page":169,"physical_index":169,"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c430e6011b954cf1f3dc7326077a7df8b827e43cd4ce5b0d93f913fcedbfcab6"},"chapter":"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content":"这种方法与福柯的思想不谋而合，包括福柯的舞蹈和表演理论。科泽尔（Kozel2007）谈到了权力与知识，以提出麦肯齐(McKenzie 2001，19）所说的“表演性权力机制”(the mechanismsof performative power）的主张。表演被视为“贯穿于时空、网络和各种身体之间”(Kozel2007，70)。因此，人们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权力也是如此：技术表演之中的权力和技术表演的权力也贯穿于时空、网络和身体之间。此外，我们还再次看到了一种“生产性”的权力观：人工智能有（以特定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时间的权力。与福柯和巴特勒（1988）的观点一致，我们可以说，涉及人工智能的技术表演不仅规训我们并将我们置于监控之下，而且还将我们建构成新的主体、公民和身份。它们还生产着一种特殊类型的自我和主体性。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我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理解自己。这可以从叙事角度或其他角度来理解。例如，通过这些技术操作形式，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网络化的自我意识（Papacharissi 2011），或者如我前面所指出的，一种数据化的自我意识。切尼-利波德（Cheney-Lippold 2017）认为，算法和使用算法的公司（如谷歌和脸书）利用数据来建构我们的世界和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切尼-利波德的著作标题所说，“我们就是数据”，而且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应该指出的是，这对那些将我们的数据货币化为商业模式的公司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脸书。我们不仅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数据的生产者：我们为这些公司工作，他们通过福克斯等人（2012，57）所说的“全景分类机”（a panoptic sorting machine）来剥削我们，该机器能识别用户的兴趣，对他们进行分类，然后投放有针对性的广告。但我要补充的是，这种对世界和自我的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剥削并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与人工智能的技术互动是随着我们与技术的接触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也是人类努力的结果。这不仅仅是他人或人工智能算法把我们变成了数据。当我们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地方通过技术表演来建构自我时，我们也把自己变成了数据。因此，我们既是自我建构的贡献者，也是被剥削的贡献者。\n\n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n\n153","previous_page":152,"next_page":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