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122,"pdf_page":142,"physical_index":142,"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046d68f4bd1547af7b2bfc7aeca76508e9b0c51748779debe499f22a4faa8265"},"chapter":"第五章","content":"这种把传播研究植根于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兴趣引导这些作者及他们的同行坚决地采取去媒介中心化的立场。①这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真实的，而且这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分析推向前台，包括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商品化、社会阶级的分化和斗争、矛盾和反抗运动。去媒介中心化实际上反而提升了媒介研究的高度，这是通过如下做法实现的：把媒介从孤立的、边缘的并主要是非理论的活动领域，转向一个在广阔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对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基础性的领域。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用媒介研究和社会学中的“双重真空”（“doublevacuum”)来明确讨论媒介中心化的缺陷：鉴于这类媒介研究典型地是以一种开列清单的方式来探索社会领域的媒介和阶级，媒介和青年，媒介和女性等，这种方式意味着一种松散连接的多元主义。因而，社会学理论简单地倾向于忽视媒介。\n\n加纳姆认同传播需要置于广阔的理论框架中的做法，他论述道(1979：202)，把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置于资本主义的总体分析情境中，“在那种广泛的框架中，以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为辅，这种广泛框架是对一种重要的但却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广泛过程做历史具体性模式的分析”，加纳姆对该领域的大部分兴趣都来自他对围绕着英国的大众媒介和电子传播过程的核心政策的争论的解读和参与。②其兴趣也源自与雷蒙德·威廉斯的联系中，后者以为流行文化保留地盘为目标，而这种流行文化与以市场为驱动的把流行和大众消费结盟的企图形成对比，因为它是民主的、具有抵制性的和可替代的(来自1993年11月的访谈)。①同样地，对于马特拉来说，“传播装置运行的方式决定了讯息的交换和精致化，也是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人们的行为提供条件的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机制一致”（1979：36)。\n\n传播政治经济学\n\n① 讨论以上这些作者的所有同行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如此，提及西格劳布(SethSiegelaub)十分重要，他与马特拉在几个项目上亲密共事，包括合编两卷本Communicationand Class Struggle以及编辑发行多卷本的参考书目Marxism and the Mass Media。他也初创了国际大众媒介研究中心并掌管出版业International General，这个出版社正是负责出版以上著作以及其他媒介批评的著作。西格劳布的主要政治经济学知识来自他作为政治行动主义者和手工劳动者的实践。\n\n② 这种观念的重要表述见诸于加纳姆在1973年的专著中(1978的修订版)，这本专著对英国的电视工业的政治经济和公共政策进行了专门论述(Garnham，1978).\n\n122","previous_page":121,"next_page":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