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166,"pdf_page":186,"physical_index":186,"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7e4c7dcfa84094327cf7a4cdc4458793abe6a30334b2bece15fde572d1f3e01c"},"chapter":"第七章","content":"有些批评家不满意这种理论，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与其说让事情变得更明了，毋宁说变得更含糊。例如，根据萨林斯(Sahlins，1976：15)的说法，马克思承认所有价值的社会性，但是倾向于将使用价值自然化，“将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因素弃之不顾，只关心它们满足人类需求’的生理事实”。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延伸了这种批判，强调使用价值最终被摒弃于构成特定交换价值的成套结构和惯例之外。这种批判提醒我们：马克思的主要目标是质问资本；由于以此为基本兴趣，他忽略了详细处理体现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的观点，包括使用价值和一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勾画出的社会轮廓。尽管如此，这种文化批判也为政治经济学划定了一条它不会跨越的边界，因为这种批判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指出差距。它也代替了一种完全按照文化惯例的具体规定来定义价值的唯心主义相对论；人类文化实践的可变性说明，这实际上相当于任何事物。政治经济学承认可变性，可是又对其加以限制，认为各种使用无不受到商品结构特征的“调节”（用马克思的术语）或者“限制”（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术语)，从它们那里实现自身的存在。汲取了鲁宾(Rubin，1886-1937)的观点①，加利(Jhally，1990)建议，使用“部分必要性”的语言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有用性并非悬吊在半空中”的认可。与此相对立，有人可能建议各种使用价值互相构成，并保留由社会构成的使用价值和来自一套特定的社会安排比如产生交换价值的市场的价值之间的区别。\n\n剥除马克思称之为商品外表的“洋葱皮”就会揭露出一个生产体系。在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里，有两个总体维度很重要。其一，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技术促进了整体经济的普遍商品化过程。例如，提高服装产业的传播渠道，特别是随着引进全球的电脑和电信技术，将信息扩展到生产、分配和销售的整体循环。这提高了盘点存货控制，由此节省了空间，提高了商店仅仅储存顾客需求商品的可能性。其二，影响社会整体的商品化过程渗透了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机构，以至于社会商品化过程的各种进步和矛盾影响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传播。例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加速的企业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国际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将公共的和国有的媒介和电信机构转化为私有企业。这将公共服务传播转化为商业传播，前者有社会义务提供全民准入和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内容，后者只向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准入，并提供将受众移交给广告客户的内容。\n\n传播政治经济学\n\n① 俄国经济学家鲁宾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家。—译者\n\n166","previous_page":165,"next_page":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