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226,"pdf_page":246,"physical_index":246,"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67ff72b84eb52e24bc40be1834b4dbaaa9e4975762d53ea8c9143b7dd8b51c41"},"chapter":"第八章","content":"第三节 国家\n\n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定，当代的国家机器不仅仅对企业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做出了反应，而且还回应于科技和服务的变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证据，足以认定国家机器以积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促进了这些变迁的发生。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下面的结论：政治经济学如果更强调政治(political)，必然会从中受益，这会使得人们注意国家在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角色，同时注意到国家作为构成性(constitutive)的角色。这种正确的认识很难达成，因为国家在传播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来自政策制定者。在他们的修辞框架下，国家角色就只能流于狭隘了，仅仅只有一些例外(Braman，2007)。这种趋势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深谙于法律、规范和政策过程并能掌握它们的语言是相当困难的。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为了要完整地解释国家的角色，将国家一媒介关系放置在较为宽广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政治经济学必须将政策行动的认知，转为政治经济学的认知。\n\n这个问题，以及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规制(regulation)这个概念中展示无遗。论述传播产业规制问题的文献很多，其中虽然有些不同的重点，但我们发现，这些文献一直坚持规制是政府对市场问题的反应。对于这个问题解释非常广泛，包括：自然垄断状态的存在、产业界对于政治机制施加的压力、来自市民团体的公共利益和压力等。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每种定义都倾向于把规制当成政府对其所认识到的问题的反应。结果，政策制定者与学术分析家在检视产业规制的时候，往往只分析政府的实践，辩论的问题则侧重于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规制。因此，关于国家在传播产业的角色的辩论，经常变成了规制与解除规制之间的选择。\n\n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特别是充分反省国家之建构角色的政治经济学，对此问题的看法相当不同。政治经济学将整个社会场域(包括工业活动的类型)视为规制的一种形式。①举例来说，主要受到产业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国家介入的社会场域，可以说其特征是一种市场规制(marketregulation)的形式，它和国家规制(stateregulation)相对立，后者指的是国家扮演了影响社会场域的主要角色。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关于是否解除规制的政策辩论是相当虚假的，因为解除规制根本不是规制的替代性选择。反之，真正的辩论应该在不同的混合形式中进行选择，究竟是强调市场机能、国家介入，或者在两者之外找寻其他组合。消除政府的规制并不是解除规制，而更可能是扩展市场规制。\n\n传播政治经济学\n\n226","previous_page":225,"next_page":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