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31,"pdf_page":51,"physical_index":51,"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ffe1b5b70569e57e1abf19ba3be2a8090c5ad9953953a3667fde8fa97945de58"},"chapter":"第二章","content":"另一个更加宽泛和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控制”特指个人和集体成员的内部组织，而“生存”特指采取手段生产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控制的过程在广义上是政治的，因为涉及社群内部关系的社会组织。存在的过程根本上是经济的，因为涉及生产一个社会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这种定义的长处是扩大了政治经济学的外延，使其包涵至少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可以说所有的有机过程。这与环境的、生态的和科学研究的分析方式相一致，这些分析方式，除了其他方面，试图识别出对所有形式的生命起作用的过程，并评价其差异和相互关系(Haraway，2003；Meadowcroft，2005；Rosewarne，2002)。在传播和信息研究中没有很多这一观点的显著例证。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86：107-109)应用信息系统理论(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以测定生命系统的基本过程：组织、新陈代谢和生长、反应性、适应性、再生和进化。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91)利用复杂系统理论(theories of complexsystems)或者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来理解在生命系统内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古纳拉特纳(Gunaratne，2002a，2002b，2004，2005)将吸收了混沌理论的新生命系统理论作为其研究传播和权力的全球系统的核心部分。\n\n一个对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的狭隘性提出了根本质疑的定义值得多花笔墨。很难质疑这样的声称：这些学科植根于当下的人类行为(主要是男性行为)研究。其结果就是忽视人类如何与其他生命友好相处，忽视除了当代资本主义以外人类制度当中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传播实践。①这种理论的弊端在于导致人们忽视人类政治经济学和一般控制和存在过程的区别。这些包括目标导向意识和自反主观性(照字面意义就是意识到自身的意识)的力量。它还会引导人们低估当代资本主义打造出的势不可挡的转变，正是它们积聚成历史突破。如果寻找超越自然和历史差别的共同过程，我们就可能看不到这些过程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转化，最后发展到唯一对该转化负责任的一个物种有能力消灭所有物种的自然和历史。尽管有上述种种局限，对政治经济学的广义理解令我们想起：无论我们具体的理论出发点和分析焦点是什么，都和悠久的历史与浩瀚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n\n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n\n① 历史几乎全部发生在西方、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的观点在传播研究领域贻害深远。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有局限性的倾向：将该领域视为一系列随着技术形式(印刷、广播、计算机通讯)的发展而逐步进化的产业(广播、电信、出版)。\n\n031","previous_page":30,"next_page":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