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42,"pdf_page":62,"physical_index":62,"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1b8ea31bedb65f919051dc560f2cf28dc22652a3ca53fbb22b96f8da5441c823"},"chapter":"第二章","content":"因此，正是为他人着想多、为自己着想少，正是抑制我们的利己思想、放任我们的仁爱感情，构成了人性的完善；光是这些就能在人类中引起情感和激情的协调，构成人类的全部美德与礼仪。(Smith, 1937, Pt.1, Sec.1, Chap. 5: 71)\n\n同样，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1766-1834)，一位传教士的儿子，警告人们不控制人口总数的道德后果。卡尔·马克思提供的政治经济学会创造出一种基于满足人类需求、而不是基于阶级权力的社会。不管人们如何回应他们的特定视界和价值观念，很难否认视界和价值观念是其分析的核心部分，道德领域对其著作不可或缺。正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声称的，接过“这一伦理学的分支”、将其转化为“力求成为科学”的学科，还得有待后来的分析者(Robinson，1962)。\n\n这种道德哲学的辩解有两个要点。其一，道德、文化或者精神领域本身就是分析的主要对象。亚当·斯密选择在分析市场的劳动分工以前写作《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 Sentiments)，因为这对了解18世纪后半期英国处于上升期的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至关重要。他感到这部著作比《国富论》好，在晚年又重新回到这部著作，因为据勒克斯(Lux，1990：98)所说：“不加节制的商业动机有严重的问题，他在先前对此认识不足。”同样，马克思一开始写的是道德哲学论文，人们太容易将这些当作“年轻马克思”的作品而草草搁置，可是正是它们形成了理解一个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核心。\n\n这些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德空想家。他们感到自己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一大基本责任就是识别出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的各种视界。对于他们来说，道德视界成为将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nality)区别开来的特征①。要理解这一点可能比较难，因为西方文化倾向于将科学与道德分离。一种声音讲的是合理性、逻辑和实证主义的语言，而另一种讲的是规范的语言，一般来说，它被允许反驳另一种声音，而不是与之交谈。通常，人们被允许最多像马克斯·韦伯(MaxWeber，1946)那样觉得以道德关注为动机是可以接受的，可是科学规范在分析当中没有为道德留下任何位置。对这种观点的辩护理由是，道德关注妨碍了对于科学成就至关重要的客观性，最终阻挡了科学发展出手段，以解决伦理学家们提出的问题。道德哲学的辩护者们对此的回应是指出不能自我反省的科学助长的许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世界贫困。\n\n传播政治经济学\n\n①在哲学上，rationality本来指对reason的运用。可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里，rationality具有行为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倾向性含义。—译者\n\n042","previous_page":41,"next_page":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