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68,"pdf_page":88,"physical_index":88,"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d2120303b60c76b06cf02d5a7e9502c65f10bcddff1b136d04f3d532f295be20"},"chapter":"第三章","content":"这两种保守主义立场相安共处，在于它们能够保持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分界。在前者的世界里，效用(utility)占支配地位，而后者是习俗(custom)和秩序(order)的根据地。新的实证政治经济学和新的制度经济学(不要和下文将要描述的“旧”制度经济学混淆)的增长表明人们不满这种分界，以及这些立场可能不但与主流经济学频繁冲突，彼此之间同样频繁冲突(Little，2002；Furubotn and Richter，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及其追随者旨在建立的新“公民宗教”可能不会宣告一个太平王国的到来。\n\n制度政治经济学\n\n左派的主要既定异端立场吸收了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前者主张经济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市场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主要动力，由此偏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组织结构包括制度历史、官僚行为的社会学、技术限制和机会的评估，以及社会习俗、法律和文化对价值的社会建构的影响。通过要求一种显然是历史的、整体的观点，制度学派寻求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了达到简约性、数理的严谨性和科学的合法性而放弃的观点放归原位。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上，制度学派理论通过了解由社会习俗、社会地位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一切行为包括市场行为之上的种种约束，取代了新古典主义强调将市场作为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n\n制度理论的轮廓最初主要由索尔斯坦·凡勃伦、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①，1891-1972)、约翰·R·康芒斯和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1874-1948)勾勒。每个人——但尤其是凡勃伦——都描述了一个对新古典世界的异议看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托拉斯公司和垄断公司看来嘲弄了位于新古典主义宇宙核心的竞争市场模式。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LeisureClass，1934)阐明了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常识令顾客作出选择的观点。相反，顾客的决定基于埋藏于内心深处的非理性，表现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显性消费”的仿效有地位者的做法。凡勃伦既格外怀疑劳动阶级又格外怀疑商业领袖，前者宁可仿效而不是颠覆他们的老板，后者的“功能不是帮助制造商品，而是在产品的常规流动中制造故障，这样价值就会上下波动，他就可能利用这种混乱以渔利”（Heilbroner，1986：236)。追随圣西门以降的一条理论线索，他主张机器和工程师会最终取胜(O'Hara,2002； Lawson, 2005)。①\n\n传播政治经济学\n\n① 原文为 Charles Ayres，有误，应为 Clarence Ayres。——译者\n\n068","previous_page":67,"next_page":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