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88,"pdf_page":108,"physical_index":108,"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adff79f1cd3087d15101649e77b85aa23b0cbcbe199d13ead01a024b98773914"},"chapter":"第四章","content":"我的传播观念与普遍观念别无二致，即把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研究的前沿。它开始于这种观念，传播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交换的产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标记或者体现，①广义地说，传播和社会是相互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分析形式的趋势将聚焦于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的，并进一步分析推动传播渠道形成的社会势力，以及通过这些渠道所传输的讯息的范围。这样的探讨有助于建构关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结构性势力是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重要研究；再者，也有助于将这些结构和实践置于资本主义、贸易、国际劳动分工的更为广阔的领域。然而，承认社会过程并不终结于建构传播实践这一点也十分重要。\n\n传播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后果，也不仅仅是描述一种只能由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真诚地加以解释的文化景观。因为传播倾向于实践这种本质主义形式，所以一般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忽视了传播以及一些真实的变迁，这种在传播中发生的变革正有助于这种变迁在当今世界发生。因此，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样重要：传播实践(包括传播者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是如何建构一种包括迷思和符号的社会、文化世界的。例如，关于像因特网这样的新媒介的传播不仅仅由从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公司所型塑，也是由在渴望的引导下去建构海市蜃楼或迷思的人们所型塑(比如，创造一个打破空间、时间和政治阻隔的新世界，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Flichy，2007；Mosco，2004)。\n\n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输，也是意义的社会建构。后者包括但不局限于把人们汇聚在一起的那些社会仪式（Hodgetts，Bolam，andStephens，2005)。我们用传播去分享经验但也对比经验，我们用传播去整合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示它们的差异。传播包括会话中的两个人以及高音解说的Super BowI①的播报，包括给母亲打电话以及AT&T网络；传播是观看孩子玩耍，是《纽约时报》发布“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以及福克斯播报它的“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传播还包括会话、印刷、广播、电子传播以及因特网。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者来说，也许重中之重不仅仅是关于在网络中的合作，还是关于等级制中的权力。\n\n传播政治经济学\n\n①这看来接近斯迈思所讲的意思，他指出了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n\n088","previous_page":87,"next_page":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