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uui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normalized_title":"传播政治经济学","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32760466","isbns":["9787532760466"],"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54,"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C%A0%E6%92%AD%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66bad54f-a901-443f-a967-17c0a6267459/search"},"page":{"printed_page":93,"pdf_page":113,"physical_index":113,"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04a1b86d724a07e0d1ed42fdce0685e3073a1279fef878d79bcb0f99014cd430"},"chapter":"第四章","content":"Guback第7-9章，1993)。此外，国家传播部门随着规范和政策制定体系的完备而日益壮大，这些体系在商业竞争对手之间斡旋，回应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压力集团引起的抗争，并协同资本的领导部门制定长远规划。政治经济学在国家电讯、广播和信息体系建构中以国家为己任并评估以公共和市场为基础的策略的系列后果(Chakravartty andSarikakis, 2006; Garnham, 1979, 1990; Schiller, 2007a; Smythe,1957)。在应用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传播的发展早期，当务之急是支持为公共接近和控制这些传播体系而产生的社会运动。接着，全球私有化的压力引导政治经济学去探讨私有化过程的工具性与结构性根源。近期，尤其在回应私有化走势所造成的接近权的不平等和主要反映市场压力的内容变迁时，政治经济学复兴了对以下问题的探讨兴趣：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社区传播的广泛的可替代性形式(Hackett and Zhao，2005；McChesney，2007)。这些研究主要回应日益增长的新媒介使用兴趣，而使用新媒介是为了抵制或创造由民族政府和大多数国际政府组织所支持的居支配地位的私有媒介世界的替代物(Abbott，2001；Hanke，2005；Howley, 2005; Stengrim, 2005)。\n\n商业与国家力量增长有助于西方核心国家把它们的权力投射到其他国家从而造成全球剧变。其结果是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二战以后的头二十年，一直是以美国为大本营的传播工业的跨国化，而与此相伴随的又是反殖民运动的大规模进程。跨国化过程正是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诉求，而全球化则频繁而含糊地指向跨国化，全球化触发了有力的政治回应以及传播领域最为重要的论证。20世纪60与70年代之间，从不结盟运动发展而来的一次真正的抵抗运动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个运动组织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它们声称要为国家自决而奋斗。这次运动真正地呼吁全球传播民主，包括对传播媒介的普遍获得、对传播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予以控制以及传播是基本人权；运动同时给传播政治经济学赋予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议程与政治意图。这个领域要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战后重组中传播的角色。此外，它还检视传播与文化在对先前独立的国家的重新支配中如何相互牵连。进一步说，这种新研究议题要评估在克服传播全球不平等中需要跟进哪些做法，包括建立政策机制以推动民主传播。\n\n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n\n093","previous_page":92,"next_page":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