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title":"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14266118","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id":"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uuid":"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title":"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normalized_title":"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14266118","isbns":["9787214266118"],"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229,"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6%95%B0%E5%AD%97%E5%8A%B3%E5%8A%A8%EF%BC%9A%20%E7%90%86%E8%AE%BA%E5%89%8D%E6%B2%BF%E4%B8%8E%E5%9C%A8%E5%9C%B0%E7%BB%8F%E9%AA%8C","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7b1ebe25-51ed-420e-89b8-2a8b9a1ca346/search"},"page":{"printed_page":43,"pdf_page":65,"physical_index":65,"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7bea18f149c2c63be1cbd2e5a129d427afd09e94c21a5916f25b5191c18d85bb"},"chapter":"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content":"莫斯可洞察到：“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中心的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①此处使用的“未来”一词实际上具有双重意义，既指数字劳动者的未来，亦是数字劳动研究的未来。在积极对问题进行理论化并揭示其真相之后，学者们已经开始将研究聚焦于当前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这种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王行坤将其称为“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②。\n\n一方面是对媒介化劳动的抗争。如德国大众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③法国在2017年元旦通过法律，工人享有“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等。人们借助制度化权力反抗“垄断资本主义无休闲”的命运，努力阻止资本试图通过传播新技术进一步延长工作时间、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企图。④针对媒体组织弹性雇佣蔓延的趋势，曹晋和曹茂则呼吁，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通过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程度，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劳动者配备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福利体系与考核指标。⑤针对共享经济中的劳动，袁文全和徐新鹏提出：立法的基本宗旨要以现有劳动法律制度为基础，借鉴荷兰等国的经验，遵循“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为原则的制度框架，探寻适应新型用工形态的劳工关系认定标准，建立科学、系统的劳动法律体系，其核心是“灵活就业正规化”和减缓工作的不稳定性，并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准。①近年来，平台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框架和运动已经在全球兴起，它的载体为合作拥有、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依赖于平台的所有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拥有与管理。与现有的“公司性”平台不同，合作社的剥削程度较低，它通过确保平台的财务和社会价值在参与者之间传播，发展更为公平、公正的数字媒介经济。平台合作主义借鉴了同侪生产的理念，坚持“新的民主和经济参与”，目标是在公平的工作条件下实现更加多样化的数字劳动格局和完全分散式的非市场机制。②\n\n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n\n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n\n②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第103页。\n\n③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n\n④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n\n⑤曹晋、曹茂：《“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当代传播》2017年第6期。\n\n43","previous_page":42,"next_page":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