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title":"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47485","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i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uui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title":"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normalized_title":"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47485","isbns":["9787208147485"],"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36,"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4%BB%8E%E2%80%9C%E8%A7%A3%E5%89%96%E6%94%BF%E6%B2%BB%E2%80%9D%E5%88%B0%E2%80%9C%E7%94%9F%E5%91%BD%E6%94%BF%E6%B2%BB%E2%80%9D%20%E7%A6%8F%E6%9F%AF%E6%94%BF%E6%B2%BB%E5%93%B2%E5%AD%A6%E7%A0%94%E7%A9%B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search"},"page":{"printed_page":220,"pdf_page":229,"physical_index":229,"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dbb6f5949b63cae85d69de1530e38f9e6ef44a3a50f85ae9c919b5f21e744a73"},"chapter":"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content":"福柯认为“社会主义所缺少的并不是一套国家理论，而是一个治理理由，所缺少的是对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治理合理性的界定，也就是对治理行为的目标和样态之范围进行合理的、可计算的衡量”②。尽管哈耶克等人质疑社会主义的经济合理性，但福柯承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和行政合理性，但否认社会主义的治理合理性，否认社会主义有自主的治理术。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进行有效、合理治理，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在自由主义类型的治理术上才能发展和切实有效地运作，而社会主义的治理术在当时看却缺乏历史渊源、现实经济氛围和制度保障。虽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曾彼此指责对方为危险物，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不相冲突，而且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在自由主义治理术内部以及与其嫁接中才能生长并切实地发挥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嫁接在一个治理术上，所以提出“哪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更正确的？”“哪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啥意义，关键是看它嫁接在哪种治理术上。社会主义嫁接在不同的治理术上、嫁接在正常的或反常的树叉上，就结出了不同的果实。问题的关键是要创造出合适的、严格的、内在的、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而人们从社会主义及其文本中是推导不出这种治理术的。人们必须创造出社会主义治理术。福柯并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即使它们在某些层面上相互冲突并且不能协调一致地运转，它们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也只是有可能产生不幸的共生现象。①这种共生现象得以出现并维持的基石就在于经济自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福柯认为在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下国家的职能、重要性都大不如以往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主义时期，而大卫·哈维则看到中国受国家控制的特殊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吸收合并了与权威主义中央化控制相互交叉的新自由主义诸要素”②。市场经济与国家控制、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如何结合、如何协调、如何共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治理之路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n\n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n\n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90.\n\n220\n\n② Ibid., p.93.","previous_page":219,"next_page":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