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title":"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0227504","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id":"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uuid":"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title":"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normalized_title":"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0227504","isbns":["9787300227504"],"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461,"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7%A4%BE%E4%BC%9A%E7%9A%84%E6%9E%84%E6%88%90%20%E7%BB%93%E6%9E%84%E5%8C%96%E7%90%86%E8%AE%BA%E7%BA%B2%E8%A6%81","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98a6c6ef-8d0b-4a2a-9c10-0b5a4dd59268/search"},"page":{"printed_page":146,"pdf_page":179,"physical_index":179,"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c04cba6743d6b7a7dedf5c759147eeab4cab02a9c59580dd84faa0a8a2b79316"},"chapter":"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content":"上班（或上学）的路程也许可以和那些监禁组织一样深刻表现现代社会的制度特征。事实上，纪律权力要想大规模地运作，条件是社会生活的不同部分在时空上的区分。绝大多数孩子只是在一天的某些时间以及一年的某些时期才上学。而且，即使在上学的时间内，一般来说也只是在确定的时段里，即“上课”的时间内，我们才可能看到较为严格的纪律形式。毋庸置疑，只有将人们“容纳”在具有专门物理划界的场景中，才能系统地生成纪律权力。但韦伯十分正确地指出，恰恰是当我们将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与纪律发挥作用的方面分开时，管理性纪律才能最有效地运作。这是因为，纪律就要求有规律地应用行为标准，而这种做法和其他生活领域中活动的实施方式并不一样。这里面的原因不仅包括了韦伯所提到的那些因素，而且涉及了纪律的“机器”性质。福柯正是在这方面陷入了困境。关键不仅仅在于如福柯所承认的那样，人类不愿意被作为机器人来对待，因而监狱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反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福柯笔下的“身体”并非行动者。即使是最严格的纪律形式，也得假定那些受制于这种纪律的人是“有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所以才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机器只需设计出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是，除非资源被彻底剥夺，否则，有能力的行动者只可能在一天的某些时间里屈从于纪律，通常是用这种屈从作为代价来交换报偿，可以在其他时间里摆脱这种纪律的控制。\n\n在这方面，阅读戈夫曼对“总体性制度/机构”的论述可能要比阅读福柯更有教益。因为戈夫曼特别强调，入狱或者关入收容所很明显不同于人们在其他场景之间的运动，就后者而言，人们只是度过一天里的部分时间。“总体性制度/机构”通过它包揽一切的性质，对置身其中的人们施加了一种总体化的纪律。要面对这些环境作出“调适”，也就意味着、并通常直接导致了一种自我贬损的过程，因此，被羁押者往往在行动自主性的常规要素受到严重限制的同时，还被剥夺了自我认同的标志。可以说，“总体性制度/机构”既体现了现代社会其他情境中存在的监控和纪律的各方面特征，也与这些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而言，“总体性制度/机构”会带来戈夫曼所谓的“民事死亡”(civildeath)，即丧失了投票以及参与其他政治活动的权利，丧失了遗赠财产、签署支票、离婚抗辩或者收养孩子的权利。但是，除此之外，被羁押者还完全没有相互独立的活动领域。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在一个领域被拒绝的报偿却可以到另一个领域中去寻求。在这一点上，戈夫曼的有关论述十分重要：\n\n社会的构成\n\n155\n\n146","previous_page":145,"next_page":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