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title":"[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0234083","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uu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title":"[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normalized_title":"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0234083","isbns":["9787300234083"],"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23,"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5B%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7%A0%94%E7%A9%B6%E8%AF%91%E4%B8%9B%C2%B7%E5%85%B8%E8%97%8F%E7%89%88%5D%E5%A4%A7%E5%90%8C%E4%B8%96%E7%95%8C","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search"},"page":{"printed_page":66,"pdf_page":98,"physical_index":98,"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af5ea54f0db89c50ad06ea437c679b4a9d9b6d6f23cc6c0941af6470e038dbea"},"chapter":"第二章现代性 (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content":"无论如何，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解放斗争不能以现代性和发展阶段论来进行阐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那些没有得到实现的反现代性力量，又在我们的时代再度出现。当切·格瓦拉试图与结构性的决定论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线性发展思想—在他看来，这些只不过复制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决裂时，他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使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迟钝武器，去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这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要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同时建设新的物质基础，塑造新的人性。”[51]切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主义的制约要素当然有着第一手的认识。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他就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工业部长。但在1965年，他从公众视野中神秘消失，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先是在刚果，后来是玻利维亚，并最终在那里牺牲。有人认为，切离开古巴和自己的岗位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对冒险的无尽追求，或者不愿意承担国民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但在我们看来，他的行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制和经济紧身衣的拒绝，是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在这种国家内，他希望塑造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性是不可能找到的。他重返丛林，其实是一次破釜沉舟的努力，试图去重新发现他所知道的解放斗争时期的反现代性力量。今天我们比切所处时代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只有立足于生产与政治过程基础之上的主体性，才有能力去构建创新意识和转变的意识。这种意识不再从知识分子团体那里灌输而来——这曾经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源自工人阶级和诸众，正是他们自主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反现代性和反资本主义的希望与梦想。\n\n卡利班脱离辩证法\n\n在现代性的历程中，怪物总是在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最为激进的筹划中不断出现。在欧洲，从拉伯雷到狄德罗，从莎士比亚到雪莱夫人，怪物总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畸形以及令人恐惧的超常状态，就好像现代理性的框架难以容纳它们非同寻常的创造性力量一样。同样，在欧洲之外，统治者也将反现代性的力量视为怪物，从而对它们的力量进行约束，并将对它们的统治合法化。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用人来献祭的故事，就可以用来为16世纪的西班牙人的残忍、暴力以及疯狂作辩护，就好像食人族的观念为后来的非洲殖民者提供口实一样。16、17世纪遍布欧洲和美洲的猎杀女巫、烧死女巫以及审判女巫现象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说明反现代性的力量如何被诬蔑为非理性以及迷信，从而背叛了理性和宗教。事实上，猎杀女巫的现象主要出现在那些当时发生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地方，而这些起义往往是女性所领导的，旨在反对殖民统治、资本主义统治以及父权制。[52]但是，现代性在处理怪物问题方面也存在困难，因此试图将他们作为狂热想象中的幻象或虚构，就此打发掉。马克思写道：“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53]但是，怪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应该仔细看、用心听，从而去理解，关于现代性，它们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n\n95\n\n大同世界Commonwealth\n\n66","previous_page":65,"next_page":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