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title":"[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0234083","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uui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title":"[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normalized_title":"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0234083","isbns":["9787300234083"],"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323,"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5B%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7%A0%94%E7%A9%B6%E8%AF%91%E4%B8%9B%C2%B7%E5%85%B8%E8%97%8F%E7%89%88%5D%E5%A4%A7%E5%90%8C%E4%B8%96%E7%95%8C","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search"},"page":{"printed_page":87,"pdf_page":119,"physical_index":119,"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ce8edeac347eba45a4b416371e0b618efef97387b8210667081e52f81a6225da"},"chapter":"第二章现代性 (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content":"我将装置理解为一种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主要功能就是回应某个要求。因此，装置具有完善的战略功能，这意味着它可以协调、引导各种力量关系，对力量关系进行理性、统一的介入，要么将其引向某个方向，要么压制或者稳住并利用这些关系。装置总是内嵌在权力关系中，但也总是与知识的某个或多个界限紧密相关，这些界限既来自于装置，同时又支撑着装置。[93]\n\n福柯战略性知识的概念，让我们可以将共同性的集体性生产理解为对当下力量关系的一种介入，从而颠覆主导权力，并重新将这些力量引向某个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战略性生产直接意味着主体性的另类生产模式。装置的机制不仅从知识过程延伸到了主体性的生产，向共同性的构成开放，同时也内在于历史和生命，并且参与到使前两者革命化的过程中去。生命政治理性就通过装置和共同性之间的某种本体论呼应而得到定义。\n\n我们通过福柯所得出的结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也通过诸多诸众运动所引发的讨论而得到确认。其中一条路径就源自20世纪60年代产业工人运动，以及他们科学知识的危机。工厂内外的知识分子想要从党的等级制那里去争夺知识生产的过程，发展出“共同研究”的方法，与工人共同自下而上构建出内在于现实的另类知识，并介入当下的权力关系中。[94]另外一条路径由教授和学生所发现，他们在校外活动，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运动，并通过学习运动和参与生产深化自己的研究。人们不是将这种激进的研究仅仅视为社区服务，就好像用专业知识去完成道德任务，而是认为这种研究在学术上就高人一筹，因为它开启了知识生产的更强大的力量。[95]第三条路径主要源自近几年的全球化运动，采取了发端于工厂的“共同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到生命政治生产的整个领域。在社会中心和游牧大学(nomaduniversities)①，在网站和运动刊物上，激进知识生产的先进形式得到了发展，并且完全内嵌在社会实践的循环中。[96]所有这些路径中，战略性探索总是通过装置而成为知识的生产。这是对主体性生产的积极推动，从而改变现实，并最终涉及新的真理的生产。凯利（RobinKelley）写道：革命梦想从政治运动中喷涌而出，而集体的社会运动则是新知识的孵化器。[97]战略性探索不能只说不做。\n\n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n\n127\n\n128\n\n①这是网络上的开放课程，并不提供学位，也不提供死板的知识，而是旨在激发学生的探索意识，相关介绍见http：//www.nomaduniversity. com/。——译者注\n\n87","previous_page":86,"next_page":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