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title":"数字技术研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8182003","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id":"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uuid":"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title":"数字技术研究","normalized_title":"数字技术研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308182003","isbns":["9787308182003"],"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790,"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6%95%B0%E5%AD%97%E6%8A%80%E6%9C%AF%E7%A0%94%E7%A9%B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ae053936-f6b1-488b-8973-bb2332d1be14/search"},"page":{"printed_page":130,"pdf_page":154,"physical_index":154,"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e678751d4cbfd26fbbbb6ed473b50204a46583a820dbd3df818717eb374cead2"},"chapter":"第6章 参与实践:做个性化的媒体","content":"作为一种理论化、概念化与方法论框架，物质文化研究将物质对象作为理解社会变革与社会交往的着眼点。这一视角的核心是保证研究对象的特定物质性，承认人与物品之间的联系。在物质文化研究的一项开创性著作中，米勒(Miller，1987)探讨了个体、夫妻、家人、社区或社会创造物质形式，或者被物质形式影响的方式，这一过程被称作物化。正如米勒所总结的，物化是指：\n\n一种双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个对象以具有创意的差异化方式来体现自身，继而又通过黑格尔所说的“扬弃”行为重新解释这种外化。这种行为消除了对象与其创造过程的隔阂，但并未消除这个创造过程本身；相反，创造被用以丰富与发展了这一对象，对象继而又超越了其原先的状态(Miller,1987:28)。\n\n同米勒一样，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n，1977)对消费的研究也强调了文化是如何被创造，并通过行为与程序的社会化、物质与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习惯，而最终成为一种潜意识的。\n\n人们如何建构事物、事物如何建构个体、各种创造行为如何继续随时间而改变与相互作用，这些代表了当前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正如维克托·巴克利(VictorBuchli)所言，“物质化过程比物质性本身更重要，事实上，构成物质性的变量—物质文化本身，只是这些过程中的某个特殊时刻”(Buchli,2002:16)。伊格尔·科佩托夫(IgorKopytoff)作于1986年的商品传记文学展示了商品如何随时间与地点而发生变化，并异化于其生产过程(Appadurai,1986)。随着媒体与技术的不断变化，正常化以及重归正常化是如何快速发生的，对这一过程的理解(Horst and Miller,2012)，仍然是当前数字产品与环境研究的永恒问题之一。\n\n驯化论\n\n驯化法关注的是人们习得技术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以及技术承载了怎样的象征意义。“驯化”一词源于“征服野生动物”，继而又用来描述将“信息通信技术”引入家常使用的过程。驯化理论英国学派由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Silverstone)创立，起源于媒体研究及对消费研究的兴趣，以及丹尼尔·米勒(DanielMiller)、埃里克·赫希(EricHirsch)等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他们探讨了物品如何成为人们身份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挪威人的解释将英国学派的驯化法与技术的社会建构概念框架进行了整合(Ling，2004)，以理解移动媒体与游戏研究的演化过程，将媒介置于更广泛的文化与技术活动中。驯化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持续的影响，在于其能够阐明商品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单独的象征意义，尤其是作为更古老的仪式与文化实践延伸的通信技术。比如，移动通信礼仪往往涉及赠送礼物等更古老的文化活动。正如西尔弗斯通和赫希在其经典的驯化论著作中所讲的，当前的技术产物本质上就是一种物质对象，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值得花时间去思考与细细品味；而驯化技术是“嵌入于当今消费文化的结构与动态过程中的”(1992:20)。\n\n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n\n91\n\n130","previous_page":129,"next_page":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