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240551837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uu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normalized_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2405518376","isbns":["2405518376","9787010230115","9780415716161"],"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592,"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6%95%B0%E5%AD%97%E5%8A%B3%E5%8A%A8%E4%B8%8E%E5%8D%A1%E5%B0%94%C2%B7%E9%A9%AC%E5%85%8B%E6%80%9D","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search"},"page":{"printed_page":258,"pdf_page":279,"physical_index":279,"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a4a6fee7c2ee9c8b761e88e1b0dde6acf74655cc8eb3a954b3e4fcee06cee2e1"},"chapter":"第七章 富士康的剥削：原始积累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content":"如果有人把这些描述放到其中一个SACOM的报告中，那么大多数读者可能不会意识到有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因为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的对工作条件的描述听起来和SACOM描述的富士康的工作情况很相似。这表明，在代表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类似于富士康的工作条件下、在身体遭受高强度的暴力和训练的情况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被强制执行的。\n\n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例子与监督机构对富士康及其相关公司的研究也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工厂检查员的报告获得了他们用来说明和验证理论的经验材料。SACOM和其他企业监督机构都是当代的工厂检查员：他们的目标是系统地检查作为国际分工一部分的工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区别在于，19世纪的工厂检查员是受法律和国家资源支持的这也为制裁公司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像SACOM这样的组织是民间社会组织，这意味着更多的独立性，但工作不稳定且可调集资源往往很少，因此，试图让公司承担责任并使其行为对公众透明是有难度的。工作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有酬的，另一部分是无酬的。首先工人要得到薪水，这种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获取利润，商品以高于投资成本(薪水、原材料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更高的价格出售。但是，对应利润的生产的劳动日的一部分（工作时间或马克思称之为价值）形成了销售价格的一部分(通过企业的法律所有权人为地和薪水分离允许他们拥有工人生产的商品和从中获取的利润)。薪水对应工作日的一部分，利润对应另一部分。马克思称第一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第二部分为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描述了资本家如何组织工作日以积累更多利润的两种方法：“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Marx，1867c，645；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3页)。第一种方法改变了劳动的量，第二种方法改变了劳动的质。由于劳动日的延长，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意味着工人工作更多的无酬时间，然而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工作时间保持不变，但工作变得更具有有效性、工作速度更快，在和从前相同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n\n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n\n258","previous_page":257,"next_page":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