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240551837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uu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normalized_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2405518376","isbns":["2405518376","9787010230115","9780415716161"],"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592,"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6%95%B0%E5%AD%97%E5%8A%B3%E5%8A%A8%E4%B8%8E%E5%8D%A1%E5%B0%94%C2%B7%E9%A9%AC%E5%85%8B%E6%80%9D","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search"},"page":{"printed_page":356,"pdf_page":377,"physical_index":377,"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9047c5bde86584e80c1a9fbacad15677d5a59c44f70b35b79ccfea4b9f9d9c5a"},"chapter":"第十一章 理论化社交媒体数字劳动①","content":"相反，“玩”的发生是无规律的，不涉及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必要性：“玩”有选择人喜欢对象的自由，这可能包含创造新的对象，但也毁坏非生产性活动中存在的对象，这种活动是纯粹的个体享受，不创造任何新的东西。这意味着：在“玩”球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发展一种新形式的游戏，毁坏球或者为了乐趣投掷球。在“玩”劳动中，“玩”和劳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然而劳动是恒久的，“玩”是无规律的，“脸书”(facebook)的“玩”劳动既不发生于具体的业余时间也不发生于具体的工作时间，而是发生于雇佣劳动时间、在家里或在途中(通过移动设备)的任何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玩”劳动是无规律的，它发生于无规律的时间或间歇时间。“玩”劳动是不规律的，因为它是在不定期的时间和间隔进行的；但它同时又是永久性的，因为用户往往恢复和更新他们的资料并重复他们的活动。虽然劳动创造了新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世界上是永久性的，满足了人类的需求，而“玩”可以自由地与一个对象做任何一个人喜欢的事情，“脸书”(facebook)用户可以自由设计自己的个人资料，无论他或她想怎样设计(但“脸书”(facebook)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有效的输入字段，允许上传什么样的图像、视频和评论)。“脸书”(facebook)上的每一种浏览行为和活动都是永久性的，因为这些数据是为定向广告的目的而存储、处理、分析和商品化的。“玩”是对不自由、艰辛劳动的放松和分心，同时也是劳动力的消遣，“玩”劳动打破了“玩”和劳动的相对时空分离：“脸书”(facebook)的使用是放松、喜悦和乐趣，同时，像劳动一样创造经济价值，从而产生或可能产生货币利润。创造价值的是娱乐，消费是生产性的，“玩”是劳动。“玩”是一种没有持续时间和持久性的自由活动；劳动是一种具有持续时间和持久性不自由的活动，“玩”劳动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创造了由他人控制的财富和利润；“玩”劳动的不规范性、数据存储的持久性和运用的无常性(不定期，不需要创造新的或有用的东西等)是有规律的。“玩”劳动是乐趣和喜悦，不像“玩”，主要是终结自身或像劳动终结他人。它是一种终结自身的乐趣，是一种终结他人的社交活动，是终结资本创造价值的活动，也就是一种特殊的、以牺牲“玩”为代价的货币利益私人财产所有者的终结者。如果用户把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看作是一种剥削形式，或者是对用户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商品化的平台，这是一个需要在社会科学方法的帮助下进行研究的实证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数字劳动理论、数字劳动伦理、数字劳动政治，还需要批判性、经验性的数字劳动研究。有案例表明，用户政治性地质疑社交媒体商品和数字劳动剥削。沙发客网站(Couchsurfing.org)是一个旅行者社区，人们利用这个平台寻找过夜的地方，并为来到自己家乡的旅行者提供一个沙发或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基于相互帮助的旅游理念，并且降低旅行经济负担的社区。沙发客(Couchsurfing）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它将旅行者和当地人联系在一起，以分享他们的文化、好客和冒险精神，无论他们是在路上还是在家乡。它的使命很简单：“创造鼓舞人心的经历”。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探索并与他们所遇到的人和地方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使我们能够以好奇心、欣赏和尊重来回应差异。这种对多样性的欣赏传播了宽容，并创建了一个全球社区⑥。沙发客的非盈利特征很好地体现了社区的互助互帮的总体精神。2011年，沙发客合并，创始人凯西·芬顿(CaseyFenton)解释说，经济危机使我们难以生存，而非营利并不是沙发客的核心价值：“非营利结构……确实会限制我们的创新能力。”“非盈利‘并不是沙发客的核心身份’，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我们团结在一起”⑦2011年，沙发客的风险资本投资上升到760万美元，是由 Omidyar Ventures 和 VC Benchmark 资本提供的⑧。沙发客变成了一个所谓的B一公司，以盈利为目的的并具有其“社会责任”的认证企业：为了计算B企业定期发行的总分，企业的问责制、环境友好以及消费者友好、雇佣工作条件和社区特征都要进行评估⑨。这个分数忽略了一个整体的问题，即资本积累是否有责任，或者必然导致不平等。沙发客社区一直对其平台商品化持批判的态度。起初，例如，阿瓦兹(Avaaz)请愿，他呼吁归还用户对平台的控制和所有权：“我们，Couchsurfing社区，人们创建的每一样东西都源自自愿工作的动机。因为这个社区给其所有用户以如此高水平的回报，因为我们不只是想看到所有这一切被追求利润的持股人毁坏。我们决定为社区的未来而战，我们将尽全力让其回到长期以来以用户为基础的社区的轨道上。”⑩请愿书表明了对用户的关注，他们自愿的数字工作变成了被私有股东剥削的数字劳动，股东拥有其产生的利润。他们感觉被出卖、被剥削了。他们生产使用价值的工作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变成了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其含义是：生成的利润被私有投资者拥有，但却是由用户的劳动创造的。另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商品化的案例是《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阿丽安娜·赫芬顿（AriannaHuffington)2005年创建了此邮报，最初是一个政治博客，而后发展成为最成功的互联网报纸或新闻博客。2013年1月18日，它成为全球第83个访问量最高的网站。2011年2月，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用3.15亿美元买进《赫芬顿邮报》，从此，它成为一个金融广告平台。许多作家自愿写文章，不收任何报酬。鉴于《赫芬顿邮报》的商业化形式和合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而且还受到了剥削。作者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Tasini)申请了一项1.05亿美元的集体诉讼以反对《赫芬顿邮报》，辩称该平台不正当得利。他说：“依我看，《赫芬顿邮报》的博客实质上已经变成了阿丽安娜·赫芬顿种植园的现代奴隶。她想私吞数以百万计美元，而这些钱来自那些博客的辛苦工作。如果赫芬顿不像沃尔玛(Wal-Marts)、沃尔顿家族(TheWaltons)以及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Blankfein)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基本上是想说，‘您们滚开，这是我的钱’”(Forbes，2011)。\n\nM\n\n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n\n356","previous_page":355,"next_page":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