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2405518376","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uui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normalized_title":"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2405518376","isbns":["2405518376","9787010230115","9780415716161"],"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592,"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6%95%B0%E5%AD%97%E5%8A%B3%E5%8A%A8%E4%B8%8E%E5%8D%A1%E5%B0%94%C2%B7%E9%A9%AC%E5%85%8B%E6%80%9D","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search"},"page":{"printed_page":99,"pdf_page":120,"physical_index":120,"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37e837c17635119f1b3c3249316d4e5935fc4e16a1570679baec0f2bef423217"},"chapter":"第三章 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content":"第五节 结论\n\n格雷姆·特纳(GraemeTurner，2012，158)在回答“文化研究的现状”中指出，这一领域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治项目的权力，并转变为一种“学术表现类型”，即“仅仅是为自己服务”。我在这一章中的论点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文化研究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早期的代表如雷蒙德·威廉姆斯和爱德华·帕尔默·P.汤普森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斯图亚特·霍尔有时受到结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时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背离是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关于三部当代文化研究作品的分析表明，文化研究需要更多地参与当今的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广泛的共识。这种参与的状况以及与卡尔·马克思作品的关系是有争议的。约翰·哈特利主张用演化经济学取代文化研究中批判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利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张对价值概念进行激进的语境主义解释，并以一般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建立危机理论。保罗·史密斯和其他人指出，要复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我自己的立场是，我们今天不仅需要认真对待经济如何与文化和媒体相互作用，而且我们可以从阅读、讨论和解读卡尔·马克思的大量原创作品中获益良多。我主张进行一场体制革命，埋葬对卡尔·马克思的偏见(见伊格尔顿2011年对马克思最常见的十种偏见的出色驳斥)，并开始在媒体和文化研究中认真对待马克思。今天，有一代学生和年轻学者在后福利主义的条件下长大，他们了解不稳定的劳动和不稳定的生活现实。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层面全球不平等的世界，解释和改变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思考阶级、危机、批判和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有兴趣批判地研究传播在危机、阶级和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作用，那么，与思想家的接触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实际的影响。在当前全球危机和批判复苏的时代，只有从事对马克思的研究才能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性、政治相关性、实用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和媒体研究。这种参与不仅需要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无论如何已经存在)，而且还需要大学、资助机构、期刊、会议、学术协会和整个研究领域的体制变革。学术界经历了行政和新自由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这些变化的最终答案，也是对由此产生的问题的解决办法。重新严肃对待马克思的一个进步是，从事对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创始人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著作的研究，最近他的作品在数字劳动辩论的背景下再现活力。\n\n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n\n99","previous_page":98,"next_page":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