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title":"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50317215","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uu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title":"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normalized_title":"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50317215","isbns":["9787550317215"],"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161,"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8%AE%BA%E4%B8%AD%E5%9B%BD%E7%9A%84%E6%8A%80%E6%9C%AF%E9%97%AE%E9%A2%98%E2%80%94%E2%80%94%E5%AE%87%E5%AE%99%E6%8A%80%E6%9C%AF%E5%88%9D%E8%AE%BA","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search"},"page":{"printed_page":"257 / 258","pdf_page":118,"physical_index":118,"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0ec3bc552c7bc6cf640b2503b4f125ef88767b982f9e10ea0e34f02341b1fb56"},"chapter":"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content":"在黑格尔看来，背负着世界史的目标的是罗马人和德国人，但如今日本人获得了对这种世界史的目标的意识……之所以日本在东亚处于领导地位，是因为它意识到了它的世界—历史性的目标，而这一事实实际上就是这种意识本身。世界史的目标并不是被客观地安在日本人身上的，是日本人使这一目标主动地意识到它自身。<sup>456</sup>\n\n这一使命在于克服欧洲文化的极限，该极限如今以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帝国主义—欧洲现代性的困境—的形式体现了出来。按照京都学派的观点，正是日本民族要凭借一种与之相适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sup>457</sup>，……，创造出新的世界史，来克服欧洲遗留的问题。而实现整个计划的方式只有“全面战争”\n\n（sōryokusen，译自德语的totaler Krieg）。<sup>458</sup>“全面战争”被描述为一种净化，由此新的主体性将从失落了的日本精神中产生，并将绝对无实现为“普遍世界史”的基础，在此之上每个“特殊的世界史”都将能“和谐地交融共存”。<sup>459</sup> 因此， “全面战争”是最极端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t）”策略，它企图通过加剧国家与个体的矛盾来超越作为客观总体的世界。在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看来，战争是规定着历史和世界史的力量。<sup>460</sup> 我们或许也可以说，观念论的“冲突（Streit）”概念在这里体现为战争概念。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等观念论者以及早期浪漫论在希腊悲剧中找到了一种表达冲突的文学形式：悲剧出自命运的必然性，悲剧英雄将这种受苦的必然性肯定为他自由的实现；<sup>461</sup> 而在日本人看来，悲剧在“作为炼狱（purgatory）的世界史”中实现了自身。<sup>462</sup> 京都学派认为其发动的战争与帝国主义无关，它的发生是因为日本人有拯救东亚的道德义务。<sup>463</sup> 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n\n220 /\n\n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n\n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n\n/ 221\n\n257\n\n258\n\n458　木本武（T. Kimoto），《世界史和日本帝国的立场》（The Stand<sub>p</sub>oint ofWorld），PhD论文，康奈尔大学，2010，第148页。\n\n459　同上，第149页。\n\n456　尤尔：《什么是“日本历史哲学”》，120；引自《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Tōa k ōeiken no rinrisei to rekishisei），《著作集》（Chosakushū）,（April1942）：第120–127页。\n\n460　尤尔，《什么是“日本历史哲学”》，第115页。\n\n461　见丹尼斯·施密特（D. J. Schmidt），《论德国和其他希腊人：悲剧与伦理生活》（On Germans and Other Greeks: Tra<sub>g</sub>ed<sub>y</sub> and Ethical Life）（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n\n457　木本武（T. Kimoto），《世界史和日本帝国的立场》（The Stand<sub>p</sub>oint ofWorld），PhD论文，康奈尔大学，2010，第153–155页。\n\n462　木本武，《世界史的立场》，第145页。\n\n463　田边元也在《中央公论》中表明，“我们必须承认道德性也在中国存在，但没有道德能量”，见尤尔，《什么是“日本历史哲学”》，引自《中央公论》1942年4月，第129页。","previous_page":117,"next_page":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