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title":"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50317215","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uui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title":"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normalized_title":"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50317215","isbns":["9787550317215"],"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161,"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8%AE%BA%E4%B8%AD%E5%9B%BD%E7%9A%84%E6%8A%80%E6%9C%AF%E9%97%AE%E9%A2%98%E2%80%94%E2%80%94%E5%AE%87%E5%AE%99%E6%8A%80%E6%9C%AF%E5%88%9D%E8%AE%BA","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cb5fb782-45aa-483f-944b-7dd76dca93ca/search"},"page":{"printed_page":"28 / 29 / 30","pdf_page":20,"physical_index":20,"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ce98aedc9d50a4d813943c75047dbb84bf35340b99275537130c59ba74c23e50"},"chapter":"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content":"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4\n\n“象”“法”和“文”在本质上可理解为天人间的共鸣。它们隐含了一种中国对科学的态度，（根据如李约瑟等作者们的有机论解读）这种态度与希腊不同，其规则与法的权威由共鸣赋予，而在希腊法（nōmoi）则与几何紧密相关，韦尔南经常指出这一点。但这种共鸣是如何被知觉的呢？儒家与道家都设定了一种宇宙论式的“心”或“思维”（mind）（参看第18节），它能与外部环境（以《春秋繁露》为例）55 以及其他存在者（以《孟子》为例）共鸣。这种感官促成了一种中国的道德宇宙论或道德形而上学，并在“天人合一”中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在技术的语境下，天人合一也表达为器道合一。对儒家而言，“器”包含了一种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宇宙论意识，它体现在礼仪和宗教仪式中。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将讨论到：儒家经典《礼记·礼器》篇记载了实现礼所用的技术物的重要性，据此只有恰当运用礼器才能维护道德。\n\n第一部分的任务是详述中国的“关系性思维”及器、道之间的动态关系。宇宙技术这个概念能让我们追索不同的技术性，有助于打开技术、神话和宇宙论之间的多元关系，从而接纳源自不同神话与宇宙论中不同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普罗米修斯主义只是其中一种，但将其作为普遍性的关系则不全面。我并不提倡任何形式的文化纯粹性，或者所谓的保护文化源头不被污染。技术是不同民族的沟通方式，它直接质疑任何关于绝对本源的概念。在我们的科技时代，它是全球化（同时意味着空间上的聚合与时间上的同步）的驱动力。然而我们必须肯定一种激进的他异性，从而在能在传统形而上学范略的基础上发展出不同的指示性，从而为异质性保留余地，这样才能发展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范畴的知识型（epistemes），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开启关于地方性的真正问题。知识型一词来自福柯（Michel Foucault），他以此指一种社会和科学的结构，它是一套选择标准，决定着真理话语。56 在《词与物》中，福柯引入了一种历史分期，将西方15世纪以来的知识型分为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后来福柯发现他引入的知识型这一术语导向了死胡同，就又发展了一个更加普遍的概念，即装置（dispositif ）。57 从知识型转变到装置是向更加内在的批判的策略性转移，福柯可以将其用于更加当代的分析。回顾1977年《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出版后的访谈，福柯提出要把知识型定义为装置的一种形式，“策略性的装置让人能在所有可能的措辞中选出科学性的领域所接受的那些，对于它们就可以说：这是真的或这是假的”58。在此我想大胆地重构知识型的概念：面对现代科技，我们可以基于传统形而上学范畴来重新发明一种装置，从而重新引入一种生活形式，重新激活一种地方性。例如在中国的每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重新发明，周代（1046—256 BC）的衰亡、佛教进入中国、鸦片战争战败，等等，我们也一定还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例子。在这些节点上我们看到知识型被重新发明，并反过来决定了美学、社会和政治生活。“智能城市”、“物联网”、社交网络和巨型自动化系统等数码科技所推动的技术系统正塑造着今天，它导向一种人性与技术间高度量化和控制性的同质关系。因此当下，不同文化主体反思自身的历史与存有论就尤为重要和迫切。只有这样才能接纳数码科技，而非仅仅被它同步到同质的“全球”和“类属”\n\n28\n\n24 /\n\n29\n\n概 论\n\n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n\n/ 25\n\n52 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第267页。\n\n53 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曾有三个版本的《易经》，但只有一个版本，即《周易》保留下来并流传开。有七种对《易经》的经典评注，称为《易传》；共有十个文本（包括上下篇）称为“十翼”。\n\n30\n\n54 《系辞下》，理雅各（J. Legge）译，http://ctext.org/book-of-changes/xi-ci-xia/ens（强调符号为作者添加）。\n\n55 这部著作的作者是重要的汉儒董仲舒（179—104 BC），我们之后会继续讨论他。\n\n56 M.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Things: An Archeolog of）（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 XXI：“我试图澄清的是知识论领域，在知识型中，知识不是依照关于它的理性价值或者客观形式的标准来构想的，知识的确实性奠定在知识型里，并在其中展现出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不是知识完善的历史，而是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的历史；在这种思考下，应该显现的是那些在知识的空间中的构型（configurations），正是这些构型产生了经验科学的各种形式。”","previous_page":19,"next_page":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