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title":"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86194","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id":"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uuid":"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title":"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normalized_title":"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208186194","isbns":["9787208186194"],"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408,"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5%A6%82%E4%BD%95%E6%80%9D%E8%80%83%E5%85%A8%E7%90%83%E6%95%B0%E5%AD%97%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5%BD%93%E4%BB%A3%E7%A4%BE%E4%BC%9A%E6%89%B9%E5%88%A4%E7%90%86%E8%AE%BA%E4%B8%8B%E7%9A%84%E5%8F%8D%E6%80%9D","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e05337c5-7112-40e6-981f-e22caf516312/search"},"page":{"printed_page":228,"pdf_page":240,"physical_index":240,"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b3a6e2feb0188c85a3e2b70aa33bc55fdf30af0c2e5e1397649c102ad8071aa3"},"chapter":"第九章 从信息到数字生态","content":"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人工智能的解释学。正如波萨蒂指出：“人工智能是一个解释学空间。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总是解释行为的结果。当我们说一台机器是智能的，就在于这台机器可以解释它与我们的行为的关系，并在它与我们的关系的解释上给出决定策略。”①那么，人工智能的解释学并不是在孤立的人工智能的实体中发生的，它需要大量的接触和互动，需要在人与智能体之间形成一种关联。所谓的解释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并非人工智能远离人的存在而独立的发生，相反，人工智能虽然不再代表着模仿人类大脑的模型和结构，也不再按照人类设定的逻辑框架来运行，但更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独自走着与人类完全无关的路径。这是一种关联主义。\n\n如果我们将波萨蒂的结论再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有趣的结果，即不仅解释性人工智能对人类的行为作出反应，同时，人类也对人工智能的行为作出反应。毕竟，我们并不是以身体的样态参与到数字界面或信息圈里的传播和交流，而是首先被个体化、被物化为一种数据，只有我们通过注册变成一个用户，而用户是我们个体化的数据，即变成信息（而不是噪音），才能被信息圈的系统所接受，所感知，所理解。马修·弗里斯菲德尔(Matthew Flisfeder)注意到，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TikTok等社交网站上，参与平台的各个主体并非拥有德国观念论所设定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反，在那些社交界面上，我们首先是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自我，用弗里斯菲德尔的话来说：“领英（LinkedIn）可以作为一个模型来理解人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从事的诸多活动，特别是考虑到社交媒体网红的形象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等平台上的崛起——也就是说，社交媒体的使用就是工作。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表现和展示商品化的自我’的平台。我认为，自我’是主体的异化表征，凝结在符号（或拉康的主人能指’）的形式中。”①弗里斯菲德尔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进人到被智能算法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并不是以精神或意识上的自我呈现的，而是以一种被物化或异化的自我形态出现，我在社交平台上的出场是一种由头像、文字叙述或数据构成的自我的数字绘像，这种数字绘像绝不是简单地由现实自我意识控制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地受平台算法的摆布，而是由我们在平台上接触到的各种关系构成的，当然，这些关系包括了与其他物化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与非人的智能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与后者的关系在平台上会越来越普遍。这样，我们一方面面对着受到人类激发的解释性智能体的形象，另一方面所谓的数字化或物化的“自我”也是在与其他人或智能体的交往中形成的，一旦我以物化的“自我”形象出现在社交平台上，那么我所交往的对象是真实个体还是智能体，事实上，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问题。与之相反，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平台算法之下，通过一个数字化的“自我”与其他“自我”形成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是社交平台不断突破常规，实现从有限向无限递进的突破口，在这个突破口上，我们不断形成新的关联，我们可以称之为智能关联主义。\n\n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n\n① Luca M. Possati, The- Algorithmic Unconscious: How Psychoanalysis Helps in Understanding AI,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23.\n\n228","previous_page":227,"next_page":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