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title":"递归与偶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76004694","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uu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title":"递归与偶然","normalized_title":"递归与偶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76004694","isbns":["9787576004694"],"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401,"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9%80%92%E5%BD%92%E4%B8%8E%E5%81%B6%E7%84%B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search"},"page":{"printed_page":235,"pdf_page":247,"physical_index":247,"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6818625466d383f16187164ff19d1fa1323ebeab8ae713ae43a3230276c1a573"},"chapter":"第四章组织性的无机","content":"20世纪的有机主义和器官学，可以部分被看作是把这第二自然整合进身体与文化的有机性的努力。奇怪的是，这也包括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它试图把浪漫主义与工业主义结合起来，以构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②西蒙东提出了另一种[187]重新考察技术对象，来克服文化与技术的对象的对立的方法。他本人从未用过器官学一词，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的，纪尧姆·勒布朗已经指出，器官学是康吉莱姆和西蒙东的共同主题。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西蒙东受到控制论尤其是反馈概念的影响很大，他也受到督导他的补充论文《技术对象的存在模式》的康吉莱姆的影响。因此，递归性是西蒙东对技术对象的探讨的核心。我们将看到他的某种隐含的器官学，是如何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拓展与补充的。在西蒙东和斯蒂格勒之间，我们也能找到处理偶然性的两种不同方式。西蒙东的偶然性问题仍然接近自然哲学，在自然哲学中，偶然的相遇是或许能引发进一步个体化的信息源。而对斯蒂格勒来说，偶然性问题更接近艺术的创造性。正如我们所料，他们两人的差异是由于在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中，自然依然是个重要因素，而对斯蒂格勒来说，自然这个词已经被赋予了过多的含义；通过放弃自然这个词，斯帝格勒抛弃了纯粹的第一自然而看重第二自然，后者是一种技术化的自然，一种在它之中什么都不自然的自然。①\n\n第四章，组织性的无机\n\n235\n\n①吉尔伯特·西蒙东，《艺术与技术》(Art et Technique)，见《论技术》，第317页。\n\n②比如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在《德意志技术》(Deut-scheTechnik，1939年2月17日柏林汽车展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写道：“我们生活在技术的时代。这个世纪节奏的加快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活动能够逃脱它的强大影响。这无疑会产生一种危险，即现代技术可能会让人类失去灵魂。国家社会主义从不拒绝或反抗技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毋宁说是有意识地肯定它，在内部用灵魂填充它、规范它、取代它以造福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水平。过去，国家社会主义的公开声明常常谈到我们这个世纪钢铁般的浪漫主义。如今这个说法已经完整实现了它的含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既浪漫又如钢铁般的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懂得如何使用没有灵魂的技术框架，并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和激情来填充它。”引自唐·伊德(DonIhde)，《海德格尔的技术：后现象学视角》(Heidegger's Technologies：Post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纽约: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0 年，第11页。","previous_page":234,"next_page":236}